附郭的農民的貧窮與無智，經我幾次和他們的接談及觀察，其結果使我有好幾晚不能夠安睡。譬如一家有五六口人，而又有著十畝田的己產，以及一間小小的茅屋的自作農吧，在近郊的農民中間，已經算是很富有的中上人家了。從四五月起，他們先要種秧田，這二分或三分的秧田大抵是要向人家去租來的，因為不是水旱無傷的上田，秧就不能種活。租秧用的費用，多則三五元，少到一二元，卻不能再少了。五六月在烈日之下分秧種稻，即使全家出馬，也還有趕不成同時插種的危險；因為水的關係，氣候的關係，農民的時間卻也同交易所裏的閑食者們一樣，是一刻也差錯不得的。即使不雇工人，和人家交換做工，而把全部田稻種下之後，三次的耘植與用肥的費用，起碼也要合二三元錢一畝的盤算。倘使天時湊巧，最上的豐年，平均一畝，也隻能收到四五石的淨穀；而從這四五石穀裏，除去完糧納稅的錢，除去用肥料租秧田及間或雇用忙工的錢後，省下來還夠得一家五口的一年之食嗎？不得已自然隻好另外想法，譬如把稻草拿來做草紙，利用田的閑時來種麥、種菜、種豆類等等，但除稻以外的副作物的報酬，終竟是有限得很的。
耕地報酬漸減的鐵則，豐年穀賤傷農的事實，農民們自然哪裏會有這樣的知識；可憐的是他們不但不曉得去改良農種、開辟荒地，一年之中，歲時伏臘，還要把他們汗血錢的大部，去花在求神佞佛與滿足許多可笑的虛榮的高頭上。
所以在二十幾年前頭，即使大地主和軍閥的掠奪，還沒有像現在那麼的厲害。中國農村是實在早已瀕於破產的絕境了，更哪裏還經得起廿年的內亂，廿年的外患，與廿年的剝削呢？
從這一種鄉村視察的閑步回來，在書桌上躺著候我開拆的——就是每日由上海寄來的——日報。忽而英國兵侵入雲南占領片馬了，忽而東三省疫病流行了，忽而廣州的將軍被刺了；凡見到的消息，又都是無能的政府，因專製昏庸而釀成的慘劇。
黃花岡七十二烈士的義舉失敗，接著就是四川省鐵路風潮的勃發，在我們那一個一向是沉靜得同古井似的小縣城裏，也顯然地起了動搖。市麵上敲著銅鑼賣朝報的小販，日日從省城裏到來。臉上畫著八字胡須，身上穿著披開的洋服，有點像外國人似的革命黨員的畫像，印在薄薄的有光的洋紙之上，滿貼在茶坊酒肆的壁間。幾個日日在茶酒館中過日子的老人，也降低了喉嚨，皺緊了眉頭，低低切切，很嚴重地談論到了國事。
這—年的夏天，在我們的縣裏西北鄉，並且還出了一次青洪幫造反的事情。省裏派了一位旗籍都統，帶了兵馬來殺了幾個客籍農民之後，城裏的街談巷議，更是顛倒錯亂了；不知從哪一處地方傳來的消息，說是每夜四更左右，江上東南麵的天空，還出現了一顆光芒拖得很長的掃帚星。我和祖母、母親發著抖趕著四更起來，披衣上江邊去看了好幾夜，可是掃帚星卻終於沒有看見。
到了陰曆的七八月，四川的鐵路風潮鬧得更凶，那一種謠傳，更來得神秘奇異了。我們的家裏，當然也起了一個波瀾，原因是因為祖母、母親想起了在外麵供職的我那兩位哥哥。
幾封催他們回來的急信發後，還盼不到他們的複信的到來。八月十八（陽曆十月九日）的晚上，漢口俄租界裏炸彈就爆發了。從此急轉直下，武昌革命軍的義旗一舉，不消旬日，這消息竟同晴天的霹靂一樣，馬上就震動了全國。
報紙上二號大字的“某處獨立，擁某人為都督”等標題，一日總有幾起；城裏的謠言，更是青黃雜出，有的說“杭州在殺沒有辮子的和尚”，有的說“撫台已經逃了”，弄得一般居民——鄉下人逃上了城裏，城裏人逃往了鄉間。
我也日日地緊張著，日日地渴等著報來；有幾次在秋寒的夜半，一聽見喇叭的聲音，便發著抖穿起衣裳，上後門口去探聽消息，看是不是革命黨到了。而沿江一帶的兵船，也每天看見駛過，洋貨鋪裏的五色布匹，無形中銷售出了大半。終於有一天陰寒的下午，從杭州有幾隻張著白旗的船到了，江邊上岸來了幾十個穿灰色製服，荷槍帶彈的兵士。縣城裏的知縣，已於先一日逃走了，報紙上也報著前兩日上海已為民軍所占領。商會的巨頭，紳士中的幾個有聲望的，以及殘留著在城裏的一位貳尹，聯合起來出了一張告示，開了一次歡迎那幾十位穿灰色製服的兵士的會，家家戶戶便掛上了五色的國旗。杭城光複，我們的這個直接附屬在杭州府下的小縣城，總算也不遭兵燹，而平平穩穩地脫離了滿清的壓製。
平時老喜歡讀悲歌慷慨的文章，自己捏起筆來，也老是痛哭淋漓，“嗚呼”滿紙的我這一個熱血青年，在書齋裏隻想去衝鋒陷陣，參加戰鬥。為眾舍身、為國效力的我這一個革命誌士，際遇著了這樣的機會，卻也終於沒有一點作為，隻呆立在大風圈外，捏緊了空拳頭，滴了幾滴悲壯的旁觀者的啞淚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