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傳之七
人生的變化，往往是從不可測的地方開展來的。中途從那一所教會學校退出來的我們，按理是應該額上都負著“該隱”的烙印，無處再可以容身的了，可是城裏的一處浸禮會的中學，反把我們當做了義士，以極優待的條件歡迎了我們進去。這一所中學的那位美國校長，非但態度和藹，中懷磊落，並且還有著外國宣教師中間所絕無僅見的一副很聰明的腦筋。若要找出一點他的壞處來，就在他的用人的不當：在他手下做教務長的一位紹興人，簡直是那種奴顏婢膝，諂事外人，趾高氣揚，壓迫同種的典型的洋狗。
校內的空氣，自然也並不平靜。在自修室，在寢室，議論紛紜，為一般學生所不滿的，當然是那隻洋狗。
“來它一下吧！”
“吃吃狗肉看！”
“頂好先敲他一頓！”
像這樣的各種密議與策略，雖則很多，可是終於也沒有一個敢首先發難的人。滿腔的怨憤，既找不著一條出路，不得已就隻好在作文的時候，發些紙上的牢騷。於是各班的文課，不管出的是什麼題目，總是橫一個“嗚呼”，豎一個“嗚呼”地悲啼滿紙；有幾位同學的卷子，從頭至尾統共還不滿五六百字，而“嗚呼”兩字卻要寫了一二百個。那位改國文的老先生，後來也沒法想了，就出了一個禁令，禁止學生以後再讀再做那些嗚呼派的文章。
那時候這一種“嗚呼”的傾向，這一種不平、怨憤與被壓迫的悲啼，以及人心躍躍、山雨欲來的空氣，實在還不隻是一個教會學校裏的輿情；學校以外的各層社會，也像是在大浪裏的樓船，從腳到頂，都在顛搖波動著的樣子。
愚昧的朝廷，受了西宮毒婦的陰謀暗算，一麵雖想變法自新，一麵又不得不利用了符咒、刀槍，把紅毛碧眼的鬼子盡行殺戮。英法各國屢次的進攻，廣東、津、沽再三的失陷，自然要使受難者的百姓起來爭奪政權。洪楊的起義，兩湖山東撚子的運動，回民苗族的獨立等等，都在暗示著專製政府滿清的命運，孤城落日，總崩潰是必不能避免的下場。
催促被壓迫至二百餘年之久的漢族結束奮起的，是徐錫麟、熊成基諸先烈的犧牲勇猛的行為；北京的幾次對滿清大員的暗殺事件，又是當時熱血沸騰的一般青年們所受到的最大激刺。而當這前後，此絕彼起地在上海發行的幾家報紙，像《民籲》《民立》之類，更是直接灌輸種族思想，提倡革命行動的有力的號吹。到了宣統二年的秋冬（一九一〇年庚戌），政府雖則在忙著召開資政院，組織內閣，趕製憲法，冀圖挽回頹勢，欺騙百姓，但四海洶洶，革命的氣運，早就成了“矢在弦上，不得不發”的局麵了。
是在這一年的年假放學之前，我對當時的學校教育，實在是真的感到了絕望，於是自己就定下了一個計劃，打算回家去做從心所欲的自修功夫。第一，外界社會的聲氣，不可不通，我所以想去訂一份上海發行的日報。第二，家裏所藏的四部舊籍，雖則不多，但也盡夠我的兩三年的翻讀——中學的根底，當然是不會退步的。第三，英文也已經把第三冊文法讀完了，若能刻苦用功，則比在這種教會學校裏受奴隸教育，心裏又氣，進步又慢的半死狀態，總要痛快一點。自己私下決定了這大膽的計劃以後，在放年假的前幾天，也著實去添買了些預備帶回去作自修用的書籍。等年假考試一考完，於一天冬晴的午後，向西跟著挑行李的腳夫走出候潮門，上江幹去坐夜航船回故鄉去的那一刻的心境，我到現在還不能忘記。
“牢獄變相的你這座教會學校啊！以後你對我還更能加以壓迫嗎？”
“我們將比比試試，看將來是你的成績好，還是我的成績好！”
“被解放了！以後便是憑我自己去努力，自己去奮鬥的遠大的前程！”
這一種喜悅，這一種充滿著希望的喜悅，比我初次上杭州來考中學時所感到的，還要緊張，還要肯定。
在故鄉索居獨學的生活開始了，親戚友屬的非難訕笑，自然也時時使我的決心動搖、希望毀滅，但我也已經有十六歲的年紀了，受到了外界的不了解我的譏訕之後，當然也要起一種反撥的心理作用。人家若明顯地問我“為什麼不進學堂去讀書”？不管他是好意還是惡意，我總以“家裏再沒有錢供給我去浪費了”的一句話回報他們。有幾個滿懷著十分的好意，勸告我“在家裏閑住著終不是青年的出路”的時候，我總以“現在正在預備，打算下年就去考大學”的一句衷心話來作答。而實際上這將近兩年的獨居苦學，對我的一生，卻是收獲最多、影響最大的一個預備時代。
每日侵晨，起床之後，我總麵也不洗，就先讀一個鍾頭的外國文。早餐吃過，直到中午為止，是讀中國書的時間，一部《資治通鑒》和兩部《唐宋詩文醇》，就是我當時的課本。下午看一點兒科學書後，大抵總要出去散一回步。季節已漸漸地進入到了春天——是一九一一宣統辛亥年的春天了，富春江的兩岸，和往年一樣地綠遍了青青的芳草，長滿了嫋嫋的垂楊；梅花落後，接著就是桃李的亂開。我若不沿著江邊走上城東鸛山上的春江第一樓去坐看江天，總或上北門外的野田間去閑步，或出西門向近郊的農村裏去遊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