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則天又把禪宗北宗的領袖接到洛陽去，全程用轎子抬運，自己當眾跪請，引導高官和百姓爭相模仿，致使每天都有數萬人拜這個高僧。
武則天還親自迎接另一位從海外歸來的胖和尚，以提高自己稱帝的合法性。又通過國家出資，大量修建寺廟、塑造佛像，廣度僧尼。《新唐書》卷一二五記載：“武則天鑄浮屠，立塔廟，役無虛歲”。
盡管大臣們一再勸諫，但武則天為了積攢所謂的功德，求佛保佑，還是堅持大興土木，修建眾多寺廟佛像。
興建了數目繁多的大雲寺，她又陸陸續續地下令興建了長壽寺、崇先寺、慈恩寺、敬愛寺、福先寺等等。延載元年（公元694年）她甚至下令：“盜佛殿內物，同承禦物”，將寺院裏那些袈裟木魚視同皇家使用器皿的價值，嚴加保護。
薛懷義負責塑造的龍門大盧舍那佛，按照佛座北側所刊刻的《河洛上都龍門山之陽大盧舍那佛龕記》所記，單單這座佛，武則天就捐助脂粉錢二萬貫。
修建龍門大盧舍那佛隻是武則天興建佛像活動中的冰山一角。此外她還對敦煌莫高窟進行修繕和擴建，延載二年（公元695年），在96窟主壁西塑成了一具倚座彌勒大像，高達百尺，肅穆，威武麵世，俯視蒼生。
武則天還準備在全國範圍內打造更多更大的佛像，命令天下僧尼日出一錢，不惜費功數百萬，以期修成。
目睹武則天的所作所為，狄仁傑當然明白她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鞏固權位，但作為一個正直大臣，麵對這種勞民傷財搜括百姓的大規模舉動，他實在不能無動於衷。於是，他在自己垂死之年上了一份奏疏，即聞名於世的《諫造大像疏》，諫勸武則天停止搞封建迷信活動。其疏雲：
臣聞為政之本，必以人事為先。陛下憐憫眾生迷茫錯誤，沉溺喪亡沒有歸宿，欲使佛像與教義雙管齊下，使百姓目睹佛像而生善心，並非是一味追求塔廟而尊崇奢華，豈會強令僧尼全都一定要檀施？當今的佛教寺院，在建築規模上已經超過皇帝的宮殿，可謂窮極奢靡，畫工精致，美侖美奐。隻是，營建這些寺院無法借助鬼神之助，隻能依靠百姓出力。物資不會從天而降，終究來自地裏，不靠損害百姓，那麼又怎能得到這些東西呢？
人的生命有限，揮霍的物資無度，百姓拚死拚活地耕種，卻長期填不飽肚皮，真是痛切肌膚，不勝苦楚。而遊方和尚憑著一張利嘴，妄測禍福，假托佛法，貽誤百姓，他們動不動就在裏巷修建經坊，連市場裏也蓋起佛寺。佛教教化誘導眾生所急需之物，被看成比官府征收賦稅還急迫，僧尼做法事所需物品，也被看成比皇帝的敕令還緊急。凡是有油水的行業，其均大量霸占；凡是地段繁華的店鋪莊園，侵占也不在少數。逃兵、逃犯和地痞流氓，為了免受法律追究，無不遁身於佛門。來曆不明的無名之僧，林林總總，共有數萬，僅在京師普查，已統計得出好幾千。試想想，一個農夫不耕種，就會有人餓肚子。現在遊手好閑的僧人這麼多，又屢有劫人錢財的不穩定因素出現，臣每念此，實所悲痛。
南梁偏居江表，佛法盛興，梁武帝、簡文帝父子對於佛寺，施舍無限，而等到三淮、五嶺叛亂迭起之時，大街上鱗次櫛比的寺院佛塔，無法挽救身危國亡之禍；舉目都是和尚尼姑，又哪裏有勤王救主之師！
近年以來，風塵屢擾，水旱不節，征役繁重，百姓家業已空，國家瘡痍未複，若大興土木，隻恐財力竭盡。陛下功德無量，何必因營造大佛像而背上勞民傷財的惡名？就算從僧尼手中收納到捐助的資金，但這筆錢還不夠建造佛像所需費用的百分之一。佛像的製作既然龐大，就不能露居曠野，即使修建一座百層高的殿堂，還擔心不能將它完全遮蓋，況且其他堂前廊屋，也不能一點都不建啊！那些慫恿陛下大造佛像的奸詐小人，口口聲聲稱不耗損國庫、不損傷百姓，他們這樣事主，真的是忠心嗎？臣仔細思慮，兼采眾議，覺得如來佛創立佛教，以大慈大悲為宗旨，哪裏要勞民傷財，以設置浮華無實用的裝飾！
當今邊境未得安寧，適宜於放寬征發鎮守的徭役，省免不急需辦的事務，即使雇請工匠修建大佛像，百姓會因利而來，但誤了農時，荒蕪田地，失卻根本。今年不種莊稼，來年必定饑荒，那時工程才進行到一半，拿什麼來供給呢？何況沒有政府資助，按理難以辦成。既費官府財物，又耗盡人力，如一方有災難，那用什麼去救濟呢？
事實證明，武則天對於佛祖，並不真的信。但隨著年事增高，身體衰弱，戾氣消散了不少，殺人的興趣大減，性格上難得地出現了寬厚的一麵，所以，對狄仁傑的勸諫，還是或多或少地聽進了一些。
而她的“寬厚”，也一定程度上鼓勵了狄仁傑的勇氣和信心，對她的許多看不順眼的做法都提出了意見，並敢於針對她所鍾愛和寄信的男寵。
武則天越老越寵信二張，對二張簡直到了言聽計從的程度。
二張由此驕橫跋扈，目中無人，全然不把朝中百官放在眼裏，甚至經常在朝堂上拿文武百官開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