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叔叔其實是有備而來的，他從衣服的夾層裏抽出一麵紅色旗幟，認真地鋪展在桌上，對我們一字一頓地說：“跟著它！”這是一麵中國工農紅軍軍旗，但二哥哪裏認識，問：“這是什麼？”羅叔叔笑了，“你連這都不知道，這說明我的宣傳工作沒做好，這是中國工農紅軍的軍旗，也是中國共產黨的黨旗。”
“羅叔叔，你是共產黨嗎？”我們都問。
“是的，我是中國共產黨的地下組織成員。”羅叔叔第一次對我們公開他的秘密身份。
盡管家裏早有這種猜測：羅叔叔是共產黨，但是真的被他本人這麼活脫脫證實在眼前時，我們還是倍感震驚。事情來得太突然，我們沒有表態，而羅叔叔心裏似乎有的是說服我們的底氣。這件事就像一個急於想出嫁的姑娘遇到了求愛者，結局是篤定的。就這樣，當天下午，我們進了山，去了墓地，當著父母親的英靈，舉行了莊嚴的入黨儀式。最後，羅叔叔對我們說：“從今後我們就是一條戰壕裏的戰友，戰友情比兄弟情還要深，貴就貴在今後我們要生死與共，誌同道合，為一個主義——英特耐爾——同奮鬥，共命運。來，現在我們一起把手放在一起，你們跟著我說，共產黨萬歲！中國萬歲！日寇必敗！中國必勝！”
我清晰記得，這一天是一九三八年六月二十日。
一個月後，我們三人先後回到上海，參加了第一次黨組織活動：長江七組的成立儀式。會議是在趙叔叔的輪船上開的，有羅叔叔、趙叔叔、郭阿姨，我們兄妹三人，另有羅叔叔司機，共七人。今後我們就是一個小組，羅叔叔是組長，趙叔叔和二哥是副組長。在這個會上，二哥把他從老家豬圈裏挖出來的寶貝：九隻金元寶，十根金條和一塊金磚，作為黨費交給了組織。羅叔叔問我和阿牛哥的意見，我們也表示同意後，羅叔叔拿出一隻金元寶，對我說：“這一隻你留著，是你父親給你的嫁妝。”我不要。羅叔叔和大家都執意要我收下，我就收下了。然後羅叔叔又拿出兩根金條交代二哥，讓他去開辦一個公司。二哥繼承了父親做生意的天賦，以後他就是靠這二根金條啟動做生意，當了大老板。
阿牛哥留在船上，做了趙叔叔的幫工，我呢，羅叔叔把我安排去了一所中學當老師。我們基本上隔十天聚一下，再次出麵時，我和二哥、阿牛哥都沒有一下互相認出來，因為我們都是全新的身份，異樣的穿著：阿牛哥是船夫的打扮，赤膊，折腰長短褲，一塊髒毛巾搭在肩頭，像煞一個船工；二哥蓄了胡髭，人中一字胡，西裝革履，紮領帶，戴著金戒指，儼然像一個闊老板；我紮一根獨辮，穿著藍印花布斜襟衫，樸素的樣子像個剛進城的鄉村姑娘。這次見麵，給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二哥給阿牛哥搞來了一支英國人造的小口徑步槍，據說射程有五六百米遠。大約過了一個多月，二哥又帶來了一支長槍，這是一支改造過的狙擊步槍，德國出產的，配有望遠鏡的。就在這次會上，羅叔叔第一次給阿牛哥下達任務——暗殺二哥曾經的好友杜公子！
04
杜公子確實該死！他居然公開投靠日本人，當了中日友邦會會長。這是一個掛羊頭賣狗肉的貨色，名為友邦，實際上是日本特務機構，專門在民間收集抗日力量的情報，是笑裏藏刀的下三爛角色。但二哥不知是為什麼，也許是因為跟杜公子故有的交情，不同意羅叔叔的這個決定。他說：“都是出手，與其殺他不如殺一個鬼子。”羅叔叔說：“鬼子那麼多殺哪一個？”二哥說：“憲兵隊哪個頭目都可以。”羅叔叔說：“鬼子的頭目不是那麼好殺的，出門有汽車，下車有護衛。這是阿牛第一次行動，不要挑難的，先揀個好上手的活為好，以後可以增加信心。”二哥說：“那麼讓阿牛說說看，殺誰容易，我敢說阿牛一定會覺得還是去我家殺鬼子容易。”羅叔叔笑了，“你呀，還是想搞個人複仇。”二哥說：“不是的。”羅叔叔依然麵帶笑容，說：“莫非是跟杜公子的交情在起作用？”二哥說：“這怎麼可能。”羅叔叔說：“確實，不能念舊情。你是最知道的，什麼杜公子，他本姓李，為了攀附杜家勢力才自稱杜公子，今天又攀附鬼佬，這種人是最沒有骨頭的，有奶便是娘，最該死。你今後在感情上一定要跟他一刀兩斷，視他為敵人。”二哥說：“這我知道，我心裏早跟他絕交了。知人知麵不知心，他媽的，我真是瞎了眼，跟他交了朋友。”羅叔叔說：“嗯，你怎麼冒粗口了，你現在是大老板，要學著點文明禮貌。”二哥打了自己一個嘴巴，認真地從身上摸出一根纏了紅絲線的牛皮筋，套在手腕上，說：“我晚上回去罰跪半個小時。”
這根牛皮筋是我給他準備的。我還給他準備了一個心字形胸佩，裏麵夾著父母親的頭像。為了改掉他的壞脾氣和魯莽粗暴的行事作風，我跟二哥約定，隻要他犯一次錯，比如說粗話、衝動發氣、違反組織紀律等，他就在手腕上戴一根牛皮筋告誡自己，晚上回家要打開胸佩，對著父親的照片罰跪。二哥後來真的變了一個人，就是從這麼一點一滴做起，重新做人的。
二哥接著說：“不過我要申明一下，我反對去殺杜公子，或者說李走狗吧，可不是因為念舊情，而是我真的覺得去我家殺鬼子更容易，為什麼？因為阿牛熟悉那兒的地形和機關，我家後院有個暗道，直通河道，我估計鬼子現在肯定還沒有發覺這個暗道，阿牛從那兒進去、出來，絕對安全。”羅叔叔問阿牛：“你也這麼想嗎？”阿牛說是的。羅叔叔問他：“可是你想過了沒有，你得手以後敵人會怎麼想？誰知道暗道？他們住在裏麵都不知道，你憑什麼知道？敵人因此馬上會猜到，是你老二又回來了。”
這一下把二哥說服了。
羅叔叔接著說道：“為什麼我說殺杜公子容易，因為他現在還沒有被人殺的意識，經常一個人在外麵躥來躥去，我們很容易掌握他的行蹤，挑選一個絕殺的機會。”
確實如此，後來阿牛哥很順利完成了任務，他躲在兩百米外的一棟廢棄的居民樓上，把杜公子當街打死在東洋百貨大樓前，神不知，鬼不覺。這是阿牛第一次出手，槍法神準，幹脆利落，為他以後做一個出色的狙擊手開了一個絕佳的好頭。在隨後的半年多時間裏，阿牛多次應命出擊，任務有大有小，無一失手，每一次都出色、安全地完成了組織上交給的任務，讓我們小組在黨內名聲大噪，據說重慶和延安都知道有我們這個小組。
做地下工作猶如潛於水中，有機會總想上岸喘口氣。這年春節，我們是回鄉下去過的。我們是四個人：我、二哥、阿牛哥和羅叔叔。
羅叔叔出事了，感情出了問題，年輕的夫人離開了他，外麵都認為是倆人年紀相差太大的原因。其實不是的，是信仰的原因，她對共產黨沒有好感，以前羅叔叔一直對她瞞著自己身份，後來不知怎麼知道了，她接受不了。她沒有這麼高的政治覺悟，要求羅叔叔在她和信仰之間作選擇，羅叔叔沒有選擇她，春節前兩人正式分了手。這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所以我們叫羅叔叔一起跟我們回鄉下過年，他也高興地答應了。作為父親的老朋友，我們對羅叔叔本來就有一份很深的感情，現在又是我們信仰的領路人、小組的領導，我們對他的感情更深了。就我個人而言，我後來心裏一直把羅叔叔當作父親看待的：雖然不是父親，卻勝似父親。
我們到鄉下的第二天是臘月二十八，正好是阿牛哥的生日。一大早，二哥在早飯桌上就囔道：“今天我們要好好給阿牛過個生日，一個阿牛今天過的是二十四歲生日，二十四歲可是個大生日，第一個成年本命年啊。再一個嘛，這半年來阿牛屢立功勞，為我們小組爭了光，也為我們家添了譽。阿牛，聽說你的事跡已經上了延安的報紙，毛主席都知道了，了不得啊。”我用玉米粉花了一個下午給阿牛哥做了一份特大的金黃色的大蛋糕，二哥把擦槍油塗在火柴棍上，做了二十四枝假蠟燭，讓阿牛哥隆重地許了一個願。我問他許了一個什麼願，羅叔叔讓他別說。
“說了就不靈了。”羅叔叔說。
“來年多殺鬼子。”阿牛哥還是對我說了。
無酒不成席。我們找鄉親去買了一壇他們自製的蕃芋燒酒，酒過三巡，大家都有些興奮，互相敬來敬去，敬出了好多平時不便說的話。比如我，就在這天晚上認了羅叔叔當幹爹。羅叔叔說：“要做我女兒，要先敬酒，敬三杯。”之前我已經喝了不少，加上這三杯，就醉了，失態了，哭個不停，一邊哭一邊把自己不幸被鬼子強暴的事也說了，完全失控了。第二天我當然很後悔，但事後看說了其實也有好處，我和羅叔叔的感情更深了，我對他可以毫無保留的傾吐衷腸，他更像父親一樣的待我了。以後，我在私下場合都叫羅叔叔為幹爹，他也樂於我這麼叫他。
年三十那天下午，我們一行四人進山去上墳，帶去很多吃的、用的。當天晚上，我們早早吃了年夜飯，因為二哥和阿牛哥執意要通夜陪父母去守歲。我也想去，但天太冷，他們怕我身體吃不消，不同意，讓幹爹在家裏陪我。我們送他們進山，回來的路上，我與幹爹說了好多知心話。回到家天已經很黑，我們便各自回房間睡覺了。
可我睡不著。
我從窗戶裏看見，樓下幹爹的房間裏透出燈光，知道他也還沒睡，便下樓去找他。剛下樓，我看見幹爹提著馬燈立在天井的廊道上迎接我，見了我，遠遠地說道：“我以為你已經睡了，突然聽到樓板上有腳步聲，以為是馮哥回來看我們了。”我說：“幹爹，你別嚇我，我經常做夢看見他們還活著。”幹爹問：“你剛才做夢了？”我說：“沒有，我睡不著。”幹爹說：“本來就還早著，才九點多鍾，要在城裏這會兒我們都還在忙乎呢。”我說：“幹爹，和幹媽分手一定讓你很痛苦吧，你在想她嗎？”幹爹說：“不談她，大過年的談些開心事吧。”我說：“我沒有開心事。”他說：“你這麼年輕，要想得開，人在亂世裏都有苦難的，你要學會往前看，不要被苦難壓倒。”我說：“知道了。”要說的話如鯁在喉，我從容不了，冒昧地說：“我想跟你說件事，可以嗎？”他看著我笑道：“看來是要說大事，說吧。”我磨蹭一會，索性直截了當地說：“我想嫁給阿牛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