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秋，我被押往黃海之濱江蘇大豐縣的上海師大（按：當時張春橋強行將華東師大、上海師院、上海體院等五所高校合並，組建成上海師大，與今日的上海師大，概念有別）五七幹校去勞動改造。這裏的“押”字，是貨真價實的：1970年冬，我因參與反對張春橋活動被“四人幫”控製的“上海市公檢法軍管會”宣布戴上“現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交群眾監督改造。因此，我從未享受過“五七戰士”的殊榮。事實上，到幹校的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被勒令在全連戰士麵前示眾，宣布我隻能老老實實地勞動，不準亂說亂動。於是我隻好“形影相吊”。不過，孤獨也給我提供了更多冷眼旁觀的機會，而一般來說，許多事往往是旁觀者清的。彈指間，二十七年過去了。1998年清明時節，我去鹽城掃墓。大豐縣政協聞訊，特地派車接我去該縣作客。我冒著砪砪細雨，重遊幹校的舊址。在當年去幹校的必經之地四叉河小鎮，我徘徊良久，不忍離去。多少往事湧上心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