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孫星衍：篆書
清代末年，以楊守敬、吳昌碩、康有為、沈曾植等書法最著名。楊守敬，收藏漢、魏、六朝碑刻甚多，擅長隸書和行楷書，曾東渡日本，帶去不少碑帖，並收日本學生，著有《平碑記》、《學書邇言》等，對近代日本書法產生一定影響。吳昌碩，為清末書、畫、篆刻大家，
篆書對石鼓文下功夫最深，字形變方為長，講究氣勢；隸書效法漢《三公山碑》、《裴岑紀功碑》，亦別具一格；行書由王鐸上追唐人，晚年“強抱篆籀作狂草”，融會貫通，開辟了新的境界。沈曾植是著名學者，書法學習鍾繇、索靖，更熔鑄漢、魏碑刻，晚年精於章草，自碑學盛行，書法家都用心於篆隸，草書很少有著名的。沈曾植在草書上獨辟蹊徑，對後來有一定的影響。康有為在書法理論上，發揮了阮元、包世臣的崇碑觀點，著《廣藝舟雙楫》，對近代書法理論影響極大。他的書法亦植根於北朝碑刻，尤其是北魏《石門銘》、山東掖縣雲峰山諸石刻對他影響最深，所以他的書法渾拙古勁，奇肆開張，有縱橫跌宕的氣勢，具有獨特風格。
（5）蔣仁：行書
總結清代書法發展情況，可以看到清代書法發展進程中，碑學和帖學的競爭和消長。碑學的興起在清代是有客觀原因的：
一是清中葉以來金石考據的興盛。清代知識分子為了避免文網，走上金石考據的治學道路，而這時漢、魏、南北朝碑刻不斷出土，人們除了證經考史之助
外，碑刻上的文字也為書法提供嶄新的資料，使書法家的眼界頓為開擴;另一方麵書寫篆、隸需要字字有來曆，清代文字學的成就為書法藝術提供了基礎，所以清代許多書法家同時又是金石學家。
二是由於篆刻藝術的發展，也給書法藝術的創新提供了條件。清代書法家多善治印，所以能將凝練蒼樸的金石趣味，運用到書法創作中去，使書法有了金石氣，這些都是隋唐以來書法藝術中所不曾有的。
三是文人畫的發展，使得繪畫的書法化更為濃厚，反之文人畫對書法藝術增加了新的血液，所以清代書法，無論是用筆、用墨，以至章法都有創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