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近代書法(2 / 3)

吳昌碩的楷書遍臨《漢祀三公山碑》《張遷碑》《嵩山石刻》《石門頌》等漢碑。中年以後,博覽眾多金石原件及拓本,選擇石鼓文為主要臨摹對象。數十年間,反複鑽研,並不以刻意模仿徒求形似為滿足,參以秦權銘款、琅琊台刻石、泰山刻石等文字的體勢筆意,故所作石鼓文凝練遒勁,自出新意,風格獨特。60歲後所書尤精,圓熟精悍,剛柔並濟。喜將石鼓文字集語書寫對聯。晚年以篆隸筆法作草書,筆勢奔騰,蒼勁雄渾,不拘成法。

吳昌碩身材不高,麵頰豐盈,細目,疏髯。年過七十而鬢發不白,看去不過四五十歲的樣子。這是他勤於勞作的結果。他每天早起,梳洗過後,就麵對書桌,默坐靜思約一刻鍾,把當天的工作程序安排好,然後再進早餐,有時興致來了,不及進餐即開始工作。他在作畫之前,先要構思。有時端坐,有時閑步,往往要過很長時間。及至醞釀到一定程度,整幅畫麵的形象在心中湧現,靈感隨即勃發,於是凝神靜氣舉筆潑墨,一氣嗬成,看去似乎毫不費力。等到大體告成之後,對局部的收拾,卻又十分沉著仔細,慘淡經營,煞費苦心。常見他凝視沉思,筆頭顫動,躍躍欲試,但很久不著一筆。他曾說過:“奔放處要不離法度,神微處要照顧到氣魄。”一幅畫作好之後,就張掛在牆壁上反複觀賞,並請友人品評。大家提出意見,他就虛心聽取,經過考慮之後,再著手修改,直到滿意,才肯題款、鈐印。萬一畫得不大滿意,他就斷然棄置,毫不顧惜。

背井離鄉,尋師訪友

吳昌碩生於浙江省孝豐縣鄣吳村一個讀書人家。 鄣吳村是一個峰巒環抱、竹木蔥蘢的山村,風景十分清幽。在這樣的山村中度過他的童年時代。幼年時求知欲很旺盛,好學不輟。起初跟著他父親念書,後來往鄰村的一個私塾中去就學。每天翻山越嶺,來往十多裏路,雖遇風雨從不間斷。他十多風韻猶存時即嗜刻印,磨石湊刀,反複不已;他父親見他近於此道,加以指引,遂得門徑,益樂此疲。

十七歲那年,太平軍從安徽直指浙西,清軍尾隨而來,殺人放火,奸淫擄掠,無所不為,人民不堪清兵蹂躪,四處逃亡,流離顛沛,輾轉於荒山野穀之中,此時,吳昌碩的弟妹先後死於饑饉。後來他又與家人失散,獨自一人到處流浪,替人家做短工、打雜差過日子,時常以野生植物和樹皮草根充饑。他在湖北、安徽等省流亡達五年之久,曆盡千辛萬苦,到二十一歲那年才回到家鄉,與老父相依為命,躬耕度日。

吳昌碩於耕作之餘酷愛讀書。但家裏藏書不多,為了滿足日益增強的求知欲 望,他常千方百計去找更多的書來讀。有時為了借一部書,往往來回行數十裏路,也不以為苦。他借到了書,就廢寢忘食,烯膏繼晷,讀了又讀。閱讀中摘了許多筆記,有時甚至把整部整卷的書抄錄下來,以便反複研讀。遇到疑難,必請教師友,絕不含糊過去。

正由於書籍這樣難得,他對之非常珍愛。直到晚年,他看到一些殘編斷簡,必設法加以收集和補訂,慎重地保存下來,這個習慣正是在早年的艱苦條件下養成的。

他早年就極愛鑽研與篆刻、書法有關的文字訓詁之學,對於當時一般人視為做官\"敲文磚\"的八股文,卻不大感到興趣。二十二歲那年,在縣裏學官的迫促下,他勉強去應了一次考試,中了個秀才以後,就絕意場屋,不再赴考,一直依遊幕和鬻藝為生。到了五十三歲那年,他一度被舉為江蘇安東(今漣水縣)縣令,因不慣於逢迎長官、鞭撻百姓,到任隻一個月,便毅然辭去。從此他就厭棄官場生涯,專心致誌地從事文學藝術上的深造。

二十九歲那年,他離開家鄉,到人文薈萃的杭州、蘇州、上海等地去尋師訪友,刻苦學藝。起初他從俞曲園學辭章和文字訓詁之學,為時約兩年,為他後來的深造打下了紮實的基礎。在蘇州,他結識了當時知名的書法家楊藐翁,向他請教書法和辭章。藐翁工八分書,尤善寫擘窠大寫;於漢碑能遺貌取神,著筆欲飛,而古茂之氣溢於紙墨。博學多聞,對經學有精湛研究,所作詩文也簡練凝重,為人尤耿介鯁直,不諧流俗。吳昌碩敬佩他的為人和治學,曾誠意備函要求列於門下。藐翁複信婉謝,表示願以換帖弟兄相稱。書中有\"師生尊而不親,弟兄則尤親矣。一言為定,自首如新\"等語,措辭極為懇摯。盡管藐翁這樣堅決地謙辭,吳昌碩仍然以師尊之禮相待,在所作詩篇中有\"藐翁吾先師\"之名,並自稱\"寓庸齋內老門生\",足見其尊師重道的熱忱。

正由於他待人以誠,求知若渴,各地藝術界知名人士都很樂意與他交往,其中尤以任伯年、張子祥、胡公壽、蒲作英、陸廉夫、施旭臣、諸貞壯、沈石友等人與他交誼尤篤,相互切磋,幾無虛目。同時他又從知名收藏家鄭盦、吳平齋、吳愙齋等人處看到不少曆代彝器文物和名人書畫真跡,臨摹欣賞,摘錄考據,經年累月,孜孜不倦,既擴大了視野,又開拓了胸襟,學術修養有了提高,藝事也隨之大進。

吳昌碩早年學習刻印,初師浙派,後又融合浙皖兩派之長,參以鄧(頑伯)、吳(讓之)、趙(撝叔)諸家,而歸其本於秦漢,發揚秦漢人\"膽敢獨造\"的精神,深得純樸渾厚之趣;既能融會前人法度,又善於變化,絕不為清規戒律所囿。正如他自己所說:\"鋌險醫全局,塗岐戒猛驅\"。

他於書法最重臨摹《石鼓》文字,畢生精力盡瘁於此。他寫《石鼓》常參以草書筆法,不硜硜於形似,而凝煉遒勁,氣度恢宏,每能自出新意,而人尋味。所作隸、行、獨草,也多以篆籀筆法出之,別具一種古茂流利的風格。偶作正楷,挺拔嚴毅,自始至終一筆不苟,尤見功力。 三十多歲時,他始以作篆籀的筆法繪畫,苦無師承,後經友人高邕之介紹,求教於任伯年。伯年要他作一幅畫看看。他說:\"我還沒有學過,怎麼能畫呢?\"伯年道:\"你愛怎麼畫就怎麼畫,隨便畫上幾筆就是了。\"於是他隨意畫了幾筆,伯年看他落筆用墨渾厚挺拔,不同凡響,不禁拍案叫絕,說道:\"你將來在繪畫上一定會成名。\"吳聽了很詫異,還以為跟他開玩笑。伯年卻嚴肅地說:\"即使現在看起來,你的筆墨已經勝過我了。\"此後兩人成了至交,始終保持著師友之間的友誼。

在師友們的熱心指引和鼓勵下,吳昌碩對作畫有了信心,根據他平日細心觀察、體驗積累起來的生活經驗,再加上廣泛欣賞與刻苦學習,他所作的畫不斷地出現嶄新的麵貌。

吳昌碩對作畫雖著重創新,但也不反對模仿,不過他認為取法要高。他對青藤、雪個、清湘、石田、白陽諸大家極為推崇,每見他們的手跡,必悉心臨摹,吸收它的精華。 他又能熔合晚清各家長處於一爐,然後遺貌取神,加以創造革新,以極度簡練概括的筆墨來表現深邃的意境,抒發豐富的思想感情。他所作的畫筆恣墨縱,不拘成法,外貌粗疏而內蘊渾厚,虛實相生,能縱能收,疏可走馬,密不容針,這正是\"大處著眼,小心收拾\"的結果。

夫人駕鶴,喪事從簡

1917年,吳昌碩的繼配施氏夫人在上海去世。吳昌碩委托他一位姓陳的朋友從簡辦理喪事。除幾位同道摯友和施氏的親朋好友前來吊唁,吃了一頓豆腐飯,就命兒子扶施氏靈柩返回故鄉,葬於安吉縣鄣吳村附近的鳳麟山上。喪事過後,那位姓陳的朋友交給吳昌碩一份奠儀單。吳昌碩接過一看,不覺驚得:“我不是說過一律謝絕嗎?怎麼還有這些奠儀?”再一看,奠儀中有一元、二元,也有七、八元,十多元的。送禮的大都是親戚、摯友,還有一些左鄰右舍,卻沒有過去曾向他要過書畫的達官權貴的名字。

世態炎涼,人情冷暖。這些,吳昌碩早在逃難江淮皖鄂,流落蘇州街頭,幕遊揚州鹽運署,受任一月安東(今江蘇連水)縣令中飽受了。為了感謝親朋摯友的吊唁和饋送的奠儀,照當時的做法,應當去書店買來“謝唁帖”,填上名字,按奠儀單每人一張作為回謝。但是,吳昌碩卻拿來宣紙,親筆用工楷書寫謝唁,然後一一送上門去。

一貫樸素,待人親切

1912年是海派書畫的重大轉折時期。那一年,上海彙集了一大批前清高官,其中有帝師太傅、大學士、尚書、總督、巡撫、布政使,如陳寶琛、沈曾植、張謇、陳三立、朱祖謀、康有為、曾熙、李瑞清、張元濟、鄭孝胥等。這些高官名臣、碩學鴻儒在上海完成了從封建末代官吏到近代書畫家的華麗轉身。他們已不是像任伯年、蒲華、虛穀那樣的民間畫家,而是名流中的名流,一出山就大大帶動了海派書畫的市場行情。第二代海派書畫代表人物吳昌碩,便是這一年定居上海。10年後,吳昌碩重修潤格:堂匾三十兩;楹聯三尺六兩、八尺八兩;橫直整幅三尺十八兩,四尺三十兩,山水視花卉例加三倍;刻字每字四兩……每兩為銀圓1圓4角。當時北大校長蔡元培每月收入為600銀圓,吳昌碩書畫收入遠遠超過北大校長及教授。

吳昌碩畢生從事藝術研究和創作,專心致誌,數十年如一日。晚年,他在藝術創造等方麵雖都有很高深的造詣,但他不僅絕不驕矜,反而比先前更加謙虛。他時常對人工智能說:\"我學畫太遲,根柢不深,天資也不高,僅僅做到多看、多畫而已。\"他自謙地把所作的畫比作\"健藥\",又說:\"學畫未精書更劣,似雪苔紙拚塗鴉。\"(《餘疑庵草書。為一亭》)

直到七八十歲的高年,還以讀書、刻印、寫字、繪畫和吟詩作為日課,樂之不疲。誠如他自己在一首題畫詩中所描述:東塗西抹鬢成絲,深夜挑燈讀《楚辭》;風葉雨花隨意寫,申江潮滿月明時。古人常用\"鐵硯磨穿\"這句話來形容一個人為學的勤奮,這當然是一種誇張的說法。吳昌碩晚年卻確實曾經把友人趙石農所贈一個虞山(江蘇常熟)砂石製成的硯池磨穿一個小孔。吳昌碩自小養成了艱苦樸素的生活習慣。反對奢靡,凡衣、食、住各方麵都十分簡單,對物力非常珍惜。在上海時,他住在北山西路吉慶裏十二吃。住的是一幢極普通的三上三下的\"弄堂房子\",因此有許多友人認為這樣的房屋與他當時的\"身份\"太不相稱,不止一次地慫恿他另覓新居,遷往滬西一帶的\"高等住宅區\"去住;最好自己造一座花園洋房,以娛晚景。事實上在當時要這樣做也不太難。可是他往往莞爾一笑,說道:\"我有這樣的樓房住,已經心滿意足了。想當初我剛到上海的時候,跟張子祥一道租一間小房住,連陽光也很少照到;裏麵擺了兩張床和一張畫桌,就塞得滿滿地,兩個人沒有回旋餘地,那才真狹窄呢?

盡管他自奉儉約,待人卻一點也不吝嗇,樂於助人。如遇親友有病,他就出錢幫助醫療;對身後蕭條人,他就毅然以料理喪葬和撫育遺孤為己任。這樣的事例是很多的。1912年是海派書畫的重大轉折時期。那一年,上海彙集了一大批前清高官,其中有帝師太傅、大學士、尚書、總督、巡撫、布政使,如陳寶琛、沈曾植、張謇、陳三立、朱祖謀、康有為、曾熙、李瑞清、張元濟、鄭孝胥等。這些高官名臣、碩學鴻儒在上海完成了從封建末代官吏到近代書畫家的華麗轉身。他們已不是像任伯年、蒲華、虛穀那樣的民間畫家,而是名流中的名流,一出山就大大帶動了海派書畫的市場行情。第二代海派書畫代表人物吳昌碩,便是這一年定居上海。10年後,吳昌碩重修潤格:堂匾三十兩;楹聯三尺六兩、八尺八兩;橫直整幅三尺十八兩,四尺三十兩,山水視花卉例加三倍;刻字每字四兩……每兩為銀圓1圓4角。當時北大校長蔡元培每月收入為600銀圓,吳昌碩書畫收入遠遠超過北大校長及教授。

他對勞動人民的態度,跟一般士大夫階級迥然不同。記得在他寓居蘇州時,有一次,從友人家裏回來,途中遇雨,在一個廢園中避雨,遇到一個賣豆漿的人在一起,交談之下,賣豆漿者知道他是一位畫家,就要求他為自己作一幅畫,他即慨然允諾。過了幾天,賣豆漿者到他寓所裏取畫,他果然早已認真地為他繪了一幅,並且題一首詩,敘述這次邂逅經過,以作紀念。

鼓勵青年,完成心願

吳昌碩非常珍視青年人習藝的積極性,在仔細觀賞過他們帶來的作品之後,必先肯定它的優點,再三予以鼓勵,然後再婉轉地提出一些中肯的批評,指點今後努力的方向。即使作品確實十分幼稚,他也決不會盤抹煞,一定要誠懇地加以誘導,絕不使他們灰心。正由於他能這樣懇摯而剴切地教人,青年們在受到教益之後,往往會終身不忘,受用無窮。像當代卓有成就的國畫家潘天壽早年即曾受過吳昌碩的鼓勵和指導。

吳昌碩曾曆經艱辛,他對貧苦的青年藝人更樂於加以掖助,使他們能達到自己的願望。當時他認識了一個青年人,在一家藥鋪裏當學徒,他愛好刻印而苦於所見不廣、又無人指點。看了他的篆刻作品,吳昌碩覺得很有才華,便授以刻印要訣、並且把他介紹到老友沈石友家住了幾年,所見既廣、藝事也就大進。經過長時期的刻苦鑽研,終於成為一位知名的篆刻家,那就是別號泥道人的趙石農。

當時,各地有誌於藝術的青年,輾轉托人介紹,前來執卷問學的日多。他憶及自己早年學藝的艱難,同時更為了給藝術界培養新生力量,隻要他們有一定的天才和毅力,他就欣然地加以啟迪,不辭勞瘁。他的及門弟子很多,其中造詣尤為突出的在早期應推陳師曾,晚期要數王個簃。

畫柏諷哈同

1914年,吳昌碩寓居上海。有一天,靠販賣鴉片和房地產投機起家的英國冒險家哈同來到吳家,說是為了做生日,想請吳昌碩代畫一張三尺立幅。不料吳昌碩是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平素最憎惡的就是這班在中國為非作歹的洋人。無論哈同怎樣誘以重金,也根本不予理睬。後來,哈同一看不行,依仗自己是英、法兩租界工部局的董事,一麵指使爪牙去吳家威逼恫嚇,一麵托當時在上海畫界聲望略遜於吳昌碩的吳杏芬、沙輔卿等人向吳說情。吳昌碩礙於同道情麵,便磨墨提筆畫了一幅柏樹圖,但柏樹葉子卻畫得比正常的要大得多。在還沒題款的時候,哈同就來取畫了。他拿起畫卷,橫橫直直地看了好一會兒,仍然不明其意。於是問道:“先生勞神揮毫,敝人不勝榮幸之至,但不知畫的何物?”當他得知畫的竟是不倫不類的柏樹時,便強作笑臉問道:“柏樹葉子為何竟如此之大?”吳昌碩說:“不妨倒過來看看。”哈同看後說:“倒過來卻像葡萄。”吳昌碩佯裝認真地說:“我也是這個意思。”哈同不解地問:“為何要倒畫呢?”這時,吳昌碩忍不住笑了,說:“我是按照你們辦事的邏輯畫的,你們喜歡顛倒,把黑說成白,把好說成壞,把人吃人說成慈悲,當然我給你的畫也隻好顛倒掛了。”一聽此話,哈同真是氣得滿臉通紅,哭笑不得。但吳昌碩是上海首屆一指的名畫家,因此也不敢發他的脾氣。且這畫又是自己請求的,真是自討沒趣,後悔莫及。

銅像戲題

吳昌碩是杭州西泠印社第一任社長。日本雕塑家朝倉文夫酷愛吳昌碩的書畫金石,1920年慕名來華,與先生結成忘年之交。回國後,朝倉文夫運用洗煉的手法,塑造了一尊吳昌碩的半身銅質胸像,並親自將塑像送到杭州。吳昌碩觀後,讚歎不已,並在銅像之後題字道:“非昌黎詩,詠木居士;非裴岑碑,呼石人子;鑄吾以金,而吾非範蠡,敢問彼都之賢士大夫,用心何以。辛酉八月昌碩戲題年七十八。”字裏行間流露出這位藝術大師的寬廣胸懷。之後,吳昌碩將此塑像置於印社的小龍泓洞內。

一天夜晚,皓月當空,沿湖的亭台樓閣沉浸在一片幽靜之中。吳昌碩吃完晚飯,與弟子王個簃出門散步。突然,隻聽吳昌碩一聲驚呼:“啊喲,我頭好疼。” 王個簃不覺一怔,正想發問,卻見先生手指前方。王個簃朝先生所指方向一看,隻見幽暗的小龍泓洞裏亮著數支蠟燭,微弱的燭光映出一位正在合掌跪拜的老婦身影。原來,這位老婦錯把吳昌碩的胸像當成佛像了。吳昌碩皺眉道:“見此情景,我怎能不頭痛呢?”

(3)康有為

康體是清末著名思想家康有為的獨有的書法風格,學術界又稱康體為“破體”。 康有為(1858-1927),廣東南海人。字廣廈,號長素,又號更生,別署西樵山人、天遊化人,世稱康南海。晚年居住並卒於青島。

康有為在書法上力倡北碑,其書自成一格。康體書寫上以平長弧線為基調,轉折以圓轉為主,長鋒羊毫所發揮出的特有的粗茁、渾重和厚實效果在他書作中有很好的體現,迥然異於趙之謙的頓方挫折、節奏流動,也不同於何紹基的單一圓勁而少見枯筆,這是他的別開生麵處。至於線條張揚帶出結構的動蕩,否定四平八穩的創作,也是清代碑學的總體特征表現。就創作形式上來說,以對聯最為精彩,見氣勢開張、渾穆大氣的陽剛之美。逆筆藏鋒,遲送澀進,運筆時迅起急收,腕下功夫精深,從中也可以看出康有為的運筆輕視帖法,全從碑出。轉折之處常提筆暗過,圓渾蒼厚。結體不似晉、唐欹側綺麗,而是長撇大捺,氣勢開展,饒有漢人古意。也有人認為這是表麵上虛張聲勢的火氣,潘伯鷹先生評說康有為的字“象一條翻滾的爛草繩。”認為康有為線條沒有質感,濫用飛白,顯得很虛浮。康有為在筆法上力倡圓筆,反對方筆,這是造成他筆法單調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常常起筆無尖鋒,收筆無缺鋒,也無挫鋒,提按不是很明顯,線條單一,缺少變化。粗筆時見鬆散虛空,不夠凝斂緊迫,當是一病。用墨上缺少變化,表現形式不足,起筆飽蘸濃墨,行筆中見飛白,僅此而已。從他的中堂作品來看,章法方麵落款常有局促之意,這是對帖學否定所致,實質上他早年日課,還是以歐虞為主的。

光緒十五年(1889年),康有為著成《廣藝舟雙楫》一書,從理論上全麵地係統地總結碑學,提出“尊碑”之說,大力推崇漢魏六朝碑學,對碑派書法的興盛有著極其深遠的影響。符鑄雲:“南海於書學甚深,所著《廣藝舟雙輯》頗多精論。其書蓋純從樸拙取境者。故能洗滌凡庸,獨標風格。然肆而不蓄,矜而益張,不如其言之善也。”

(4)沈尹默

民國初年,書壇就有“南沈北於(右任)”之稱。著名文學家徐平羽先生,謂沈老之書法藝術成就,“超越元、明、清,直入宋四家而無愧。”已故全國文物鑒定小組組長謝稚柳教授,認為:“數百年來,書家林立,蓋無人出其右者。”已故台北師大教授,國文研究所所長林尹先生讚沈老書法“米元章以下”。

台灣大學教授傅申先生在《民初帖學書家沈尹默》一文中,有“楷書中我認為適合他書寫的,還是細筆的楮楷,真是清雋秀朗,風度翩翩,在趙孟頫後,難得一睹。”已故浙江美院陸維釗教授評沈老書法時,雲:“沈書之境界、趣味、筆法,寫到宋代,一般人隻能上追清代,寫到明代,已為數不多。”他的書法用筆揮灑自如,如行雲流水,自然流暢。筆墨跌宕起伏,濃淡相間,有歐陽修之神韻,帶趙孟頫之骨肌,深受眾多文人墨客的賞識。

沈先生的書法理論著作,則多發表於1949年以後,1952年的《談書法》,1955年的《書法漫談》,1957年的《書法論》和《文學改革與書法興廢問題》,1958年的《學書叢話》,1960年的《答人問書法》,1961年的《和青年朋友們談書法》以及《和青年朋友們再談書法》,1962年的《談中國書法》和《怎樣練好使用毛筆字》,1963年的《曆代名家學書經驗談輯要釋義--上》,1964年的《書法藝術的時代精神》和《二王法書管窺》,1965年的《曆代名家學書經驗談輯要釋義--中》,1978年的《書法論叢》,1981年的《沈尹默論書叢稿》。沈老書法作品廣泛流傳於海內外,深得人民的喜愛。特別是1981年出版的《沈尹默書法集》,比較全麵地收集了他二十歲以後的各個時期的代表作,反映了他書法嬗變的全過程。1999年的《沈尹默手稿墨跡》則為他的草稿書紮精品四十餘件,以行草為主。近年來故居在海峽二岸收集到沈老書墓誌銘八種,從1921年到1960年,橫跨四十年,可以看到沈老楷書從北碑、唐晉風味演變到自成獨特風格的過程。乃為研究沈氏碑帖及學書者臨摹之範本。其中一種為沈老在1921年為蔣(中正先生)母王太夫人書墓誌(現陳列於台北中正紀念堂)。孫中山先生為蔣母寫祭文並書“蔣母之墓”四個大字。此帖碑即將付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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