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周汝昌先生，如果不談他年少時遭遇無數兵匪的劫難，不談他青年時就雙耳失聰，也不談他年邁時隻有一隻眼保持0．01的視力，單從他所屬的那一代知識分子的精神境遇而言，他算是一個幸運者。
誠然，比起一個傑出知識分子應該受到的禮遇，周汝昌先生得到的是很少的。但是，如果放在對文化和文化人比較苛刻的建國後較長一段時期，周汝昌是不幸中的幸運者。
“反右”的大潮席卷全國，他卻逃過了這場浩劫，沒有被遊街示眾。“文革”開始後，“破四舊”、“揪牛鬼蛇神”，他都安全度過。一直到1968年，才有人誣陷他妄批偉大領袖，被打成“周揚文藝黑線的活標本”和“現行反革命”，進了“牛棚”，算是最終沒能逃過那場浩劫。隔離審查一年後，隨同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大隊人馬，他下放向陽湖，成了一名“五七”戰士。
由於在隔離審查期間沒有查出什麼問題，南下鹹寧的時候，周汝昌沒有戴任何政治帽子，可謂“輕裝上陣”。幹校深挖“五一六”分子，他也沒有成為嫌疑人員。在圍湖造田最艱苦的日子裏，他作為體弱者得到照顧，被分配看守菜園子。
總之，比起他的知識分子同類們，他這一路走得還比較順暢。
雖然得到照顧，但是種菜也不是輕鬆的。每天早晨四點半就要起床，在滿天閃耀的星光下，拄著一根竹竿，把褲腿卷到腿根，蹚著沒過膝蓋的水，走過巨墳的包圍，到圍湖造田起來的菜園去。從黎明前的黑暗，一直到迎來東方的曉白，日日如此。艱苦環境下的周先生很善於苦中作樂，去菜地的路上，他總是興味盎然、抑揚頓挫地吟唱著京劇《起解》的唱段，後來回憶起這段生活，他用“悠然自得，忘了一切”來形容。
頗為難得的是，在向陽湖期間，周先生的身邊還有一個心靈的知已楊霽雲先生。楊先生是魯迅研究的專家，對周汝昌研究《紅樓夢》一直持支持態度，從建國初到“文革”期間，每當紅學或周汝昌遭到衝擊，楊先生都極力鼓勵他、保護他，希望他不要放棄紅學。在向陽湖幹校，恰巧兩人又分在了一起，任務是一起給菜園子抬糞。這對周汝昌而言，可謂是極大的幸事。從廁所到菜園子，有一段較長的路程，兩人抬著糞走到一個大拐彎處，總要在樹蔭下歇息一會。沒有人監管，兩人自由地吸著煙，聊著天，話題大多是關於《紅樓夢》。
我不知道今天的向陽湖人看到這段經曆作何感想！一條鄉間小路旁，一顆大樹下，兩個中國頂級的學者談論著中國文化頂級的話題。隻是在當時，對更多的人而言，不過是抬頭瞥一眼而漫不經心地離去。事後周汝昌都不無遺憾地說，可惜當時沒有人拍照錄音，否則是可以進入紅學研究史冊的，多年以後，他寫下“樹蔭尤切夢《紅》心”，用以紀念那段難忘的歲月。
不可否認，在遠離京城和家人的日子裏，堅持《紅樓夢》的研究，是周汝昌巨大的精神支柱。盡管他不知道在向陽湖的日子是不是永遠，將來何去何從，但是，《紅樓夢》一直在他的心中，就在與楊先生切磋的過程中，他還試著補寫了很多曹雪芹的遺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