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見未來的色彩，能抓住的隻有今天，周汝昌做到了。這何嚐不是一種生命的智慧。
在幹校勞動了十一個月之後，周汝昌突然接到通知，因工作需要，調他回北京。他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但一切都是真的。楊霽雲先生自然第一個向他道賀，還猜測說可能是要出一本關於《紅樓夢》的書，可是，他們真的不明白是為什麼。
到小賣部買了平時總舍不得買的兩瓶水果罐頭，一桃一梨，坐在一顆老樹根旁慢慢享用，算是自我“慶賀”。該收拾行裝了，他突然覺得是那樣的依依不舍，那條聽他唱著二簧的小路，那些踏過無數次的田畦和曠地，讓他不由得邁開腳步，再去走一走，看一看。
到幹校總部辦理手續的時候，他看到公函上寫著：“今奉中央周總理辦公室專電致湖北軍區司令部：調人民出版社周汝昌回京工作……”除了感動，周汝昌別無他言。如同不知道要在幹校呆多久一樣，他也不知道日理萬機的周總理會想到他並親自調他回京。
總之，他是回來了，有了更好的研究條件，於是一頭鑽進了《〈紅樓夢〉新證》的補充修訂。
多年以後，有人問到周汝昌先生，一生中最快樂的事是什麼，他把在幹校接到回京的通知算作其中一件。原來，他的“悠然”，是無奈中的“悠然”，或者說是他的一種生存智慧與技巧；他與楊先生關於《紅樓夢》的探討，隻是有限條件下的精神安慰。先生最渴望的，是能夠丟下菜園，一門心思地鑽進他的《紅樓夢》研究中。而那紙通知書，其意義正在於給予了他需要的機會和條件。
一段時期以來，當我跋涉在一批“五七”幹校知識分子的精神世界，當我通過“文革”那個特定的時代品味那一代文化人，我的思緒長期地被壓抑、悲憫和憤怒包圍著，直到我讀到周汝昌先生，我的心情似乎有了一點暖和的色調。他在文化人遭受非難的時代，沒有受到大的衝擊，並且被特批從“五七”幹校提前回到北京，之後就像進了保險箱一樣地安心做學問。
在“五七”幹校學員中，周先生算是一個十分單純的學者，不大鑽營人際關係，也不太關心政治，這與那個火紅的年代多少有些格格不入。他能夠比較平穩地走過了那段歲月，包括周先生本人也不明就裏。也許，毛澤東本身是個紅學迷，並對周汝昌的成名作《〈紅樓夢〉新證》十分讚賞，與周先生的命運有著某種關聯？
周汝昌先生在解說中國古代四大名著的時候，曾經分析了石性與靈性的問題。他認為，賈寶玉是女媧補天的一塊石頭，本具有石性，但由於吸收了天地之精華而有了靈性。於是我想到，像周先生這樣一個執著並不關心政治的書生，本也是石性十足的，但是由於對《紅樓夢》的研究而變得通靈。而那段“樹蔭尤切夢《紅》心”的時光則因為靈性而具有獨到的魅力，至今打動著我們。在《紅樓夢》再度熱起來的今天，我們是否記得，有一對學人，曾經在偏僻的向陽湖畔，為紅學研究所做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