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3月29日和30日這兩個日子，對三亞來說，是需要記住的。
這兩天，胡錦濤同誌來到了三亞，這是他第一次到三亞，也是到目前為止唯一的一次。這位心懷人民疾苦的新一代中共領導人來到三亞，便提出一定要去比較偏遠的貧困山區百姓家看一看。30日，胡錦濤同誌來到天涯鎮文門村，走進一片低矮的茅草房，逐戶看望了這裏的黎族群眾，並與鄉親們親切交談。後來，胡錦濤同誌來到了當時的羊欄鎮桶井村委會的鳳凰村，當他看到這裏一幢幢的新別墅時，便問該村黨支部書記董文明：“你們村的農戶是不是都住上了這樣的樓房？還有多少貧困戶？”村書記說：“還有個別沒住上樓房。”“那你們打算怎麼辦？”胡錦濤關切地問。“我們通過黨員聯係戶，幫助和帶動那些沒有致富的農民脫貧，爭取讓他們早日住上新樓房。”胡錦濤同誌聽了很高興，同時對三亞的領導幹部們說，任何時候都不要忘記關心貧困群眾，一定要努力幫助他們脫貧致富。
三亞自升格地級市以來的曆屆領導，也正是這樣做的，並且不斷取得工作的成效。許多去過三亞的人其實並不清楚，在這個美麗的熱帶濱海城市的50萬人口中，有七成是農民，這30多萬農民中山區少數民族農民又占了多數，而且還有相當一部分農民生活在貧困線下。
1998年2月，三亞迎來了一位年輕的書記，他便是王富玉。王富玉的到來，給三亞帶來了一陣清風、一片激情、一個新的時代……
王富玉之前的三亞市委書記是洪壽祥，這位人稱“文人書記”的洪壽祥在三亞待的時間並不長，隻有9個來月，但他留下的政績不少。三亞人記憶中印象最深的“大手筆”，是洪壽祥書記開始了有“椰風走廊”之稱的三亞灣開發。
洪壽祥同誌的功績中還有一個重要的內容，那便是在他任職時積極推進南山佛教文化區的建設與完善。他個人在研究佛教文化方麵頗有造詣。洪壽祥離開三亞後出任了海南省委宣傳部長。
鍾文書記和王永春市長是1997年5月同時調離三亞的。
1997年和1998年，三亞市的領導層調換頻繁，可以說有些超乎尋常。三亞作為旅遊城市，直接受到了亞洲金融危機的衝擊。加之當時海南房地產出現泡沫，麵臨“崩盤”的嚴峻形勢，三亞的經濟陷入了最低穀……
王富玉就是在這個時候被任命為中共三亞市委書記的。副書記和市長是陳孫文。那一年，王富玉44歲，是省委常委中最年輕的一位。之前，王富玉在瓊山市任市委書記，他還當過海口市副市長，來海南之前他是石家莊市的副市長。現在他是貴州省省委副書記。這位有著十年副省級職務經曆的高級幹部，對海南和三亞充滿了感情。黨的十七大召開期間，我去采訪他，請他談談在三亞的經曆，他對我說：“我到三亞後一看，麵臨的問題要比我想象的嚴重：一是土地資源處於枯竭；二是遍地都是爛尾樓；三是財政沒錢，機關和事業單位的幹部職工發不出工資，處在初一收入稅、初二發工資的狀態；四是旅遊市場嚴重不足，酒店就吃春節那幾天的生意，一過初八，酒店、賓館就沒有人了。全市上下，有相當多的人不安心工作，對三亞缺乏信心。我對上麵的問題有自己的看法，認為主要是幹部隊伍不團結，城市建設定位不正確，沒有好的環境，硬的軟的環境都不行。怎麼辦？團結問題在黨代會上得到了基本解決，日後又處理了幾個愛鬧事的人，又提拔了一批事業心強的同誌。其次是抓城市建設定位。我提出：‘環境是生產力，環境是生命線，是三亞發展的後勁。環境是三亞的生命、三亞的飯碗、三亞城市建設第一位的工作。誰破壞了環境，就端掉誰的飯碗。’在當時提出‘環境第一’，把環境提到如此高的位置是很不容易的。而後來我們都是圍繞這個中心和科學發展的思想進行三亞城市建設的。”
王富玉可能是所有三亞市委書記中最有影響力的人物，而且又是最有爭議的人，因為他的一聲“炸樓”，使他名揚全國，同時又引來許多爭議。有關“炸樓”的是與否，曆史已經作出結論。這個結論是：王富玉的“炸樓”把三亞“炸”美了……
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對一件頗有爭議的事果斷處理的。如今在全國各地隨處可見的違章建築、違反規定的“開發區”、違反環境治理條例的項目，中央早已三令五申，可動真格的有幾個？為什麼？原因很簡單，又很複雜：這些違規和違法的背後，都有各種各樣的利益，都有各種各樣的權與利的交易，即使有心想“公事公辦”的好幹部、好領導，也未必能擺平這樣的事。但王富玉做到了，三亞做到了，而且在十年前他們就做到了，可以說三亞是全國率先做到並獲得全勝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