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南三亞，過去人們隻知天涯海角皆為貶官之地，聚集了一群不得誌的達官和沒落的望族。其實在三亞的曆史上還出過一位被後人尊奉為神的“布衣女神”--黃道婆。
黃道婆是我國元代著名的紡織大師。生於南宋淳祐五年（1245年），上海鬆江烏涇鎮人。那天，懷著無比崇敬之意，我來到崖城水南村，在一所古寺中謁見了我們蘇南人的聖母--黃道婆。崖州時代的黃道婆，是位手捷眼快、善良溫厚的婦人，心靈手巧的她，勤學苦練的姿態和挑燈夜紡的身影，使我不由得想起兒時所見的母親--我們小時候穿的衣服都是母親在手搖紡車和木紡織機上織的布做的。這種感覺非常神聖，所以黃道婆在中國人包括我等後輩的心目中，無疑是個聖母。
中國聖母，一生甘苦，學藝在三亞，這是以前我們不曾知道的。但到三亞走一趟，這片燃燒的熱土和滋生萬物生靈的大地，自然而然地讓人清楚了一點：三亞不僅在農耕時代出了“衣被天下”的黃道婆這樣的聖母，在今天，三亞熱土依然養活了億萬中國人，是三亞的這片獨特的熱土，培育了一代代偉大的種子和偉大的人才，他們的精神，依然在支撐著中國的農業，並通過農業的有效發展，支撐著今天的整個中國現代化進程。
這一點，中國人必須而且應當清醒地認識到--三亞對中華民族和中國現代化最重要的貢獻，是這裏培育了一代代關乎到十三億人肚子的農業優質種子！這就是“南繁”和“南繁精神”。
“南繁”是中國農業南方種子繁殖基地的簡稱。如前所述，在過去，我們也許都聽說過袁隆平這個人，也聽說過他的雜交水稻技術，對袁隆平院士的偉大貢獻可謂家喻戶曉，可我們並不知道袁隆平雜交水稻的培育原來是在三亞這塊土地上獲得成功的。
在三亞我們可以聽到這樣一句話：袁隆平是中國“雜交水稻之父”，三亞大地則是中國“雜交水稻之母”。
不錯，如果沒有三亞這片熱土，也許中國永遠出不了袁隆平！
據說最早在三亞成功實現育種工作的是山西省農科所的專家，他們在這裏完成了第一個雜交高粱種，取名為“晉雜5號”。這個品種，比山西本地育出的高粱畝產高出近一倍，因此山西農科所打出了名。消息傳到其他省份，各地的農業專家們開始紛紛來到三亞。他們擔當著同樣的任務，即冬天在這兒育種，育出的種子拿回去大麵積推廣。這樣當年育種，當年就可能在當地農村推廣。這在“大躍進”和以糧為綱的年代，專家們能通過三亞育種迅速提高當地農業產量的做法，該是多麼了不起和值得推廣的大事！於是三亞從此成了中國農業專家們進行試驗和育種以及出成果的“矽穀”--那時沒有矽穀這個詞兒，有人就把“南方繁殖培育新種子”簡稱為“南繁”。“南繁”便是由此而來。它在中國農業科技界人人皆知，然而過去或許受很多因素的影響，“南繁”並沒有在公眾和社會中傳播開來，多數中國人不知道“南繁”為何物。即使袁隆平培育出了著名的水稻雜交品種揚名天下後，報紙媒體對三亞這塊“南繁”基地的宣傳仍然甚少。總之，三亞在中國農業科學發展史上的特殊貢獻和作用被人為地淹沒了……
幾十年來，三亞默默地為中國農業科學鋪展著溫床般的寬闊胸懷與軀體，奉獻著自己的汗水和乳汁、陽光與雨露，以及血液與氣息。
采訪第一天，“南繁”辦公室負責人眼裏閃著淚花告訴我：就在不久前，他們剛剛為一位叫陳學求的教授建了一個永久的墓碑，讓這位吉林農業大學的教授永遠地“睡”在三亞南繁大地上……“陳教授是我們的老朋友了，他是1952年從馬來西亞回國的歸國華僑。1959年從吉林大學畢業後一直從事農業科學工作。1970年，陳教授第一次帶隊到了我們三亞從事南繁工作。在三十多年的歲月裏，除了有兩年被公派到澳大利亞工作外，陳教授每年都到我們這兒來，一待就是半年。他的小女兒1971年出生，到7歲時還不認得父親，直到13歲才和父親第一次一起過春節。陳教授在南繁科研中作出了傑出貢獻，由他選育出的吉雜1、2、3、5號高粱品種，目前早已在全國大麵積地推廣，成為東北地區高粱生產的主要品種。他選育的最新品種--吉雜8號高粱，是專門為我國西部鹽堿地區選育的高粱優良品種。在陳教授的筆記本上，準備研究和選育的品種已經排到了16號……他是病倒在南繁路途上的，他的事跡後來通過《內參》被中央領導同誌看到後，才通過媒體報道和宣傳出去的，在他去世那年，他被評為‘感動中國人物’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