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頭年夏天，我到金華百貨公司進貨，求人敬佛，好不容易進了2000把紙扇，當我擔著擔子往回趕火車時，因為天熱擔重，又空了兩頓沒進一口水和一粒糧，我沿鐵路走著走著，突然心頭發悶，兩眼直冒金星，連人帶擔子倒在了鐵路邊……我怎麼也起不來，心想這回慘了，別說賺錢，就是性命都撿不回了。就在這時一位好心的道口工瞧見了，是他把我扶進小屋，又是端水又是幫著揉腰，才算使我緩過勁來。說起到外地進貨的苦處，真能講幾天幾夜。那時各地的政策還沒開放，我們這些個體戶上國營單位進貨，人家就像見瘟神似的害怕，生怕多收你一分錢也會沾上‘資本主義病菌’。可畢竟有不少企業的積壓產品太多，又見我們都是現錢交易，所以我們的貨源還能解決。但回程的路常常比上門求貨更難，鐵路線上的‘打擊投機倒把’比抓小偷還嚴。為了躲避一道又一道的檢查，我們都不敢走火車站的檢票口，全得等火車出站或到站放慢車那段時間裏扒窗上下車。你想都是幾十歲的婦道人家，又帶著筐子拖著貨，那扒車的光景誰見了都說我是要錢不要命啊！可他們哪裏知道，為了一家人的生活，為了孩子能上學吃飽飯，我這麼做是既要錢來又不敢舍命啊！有一次帶著貨跳車稍稍慢了一個眼神，結果差點摔斷我的雙腿。那時我們這些上街出門擺攤做生意的人，都被看做‘投機倒把分子’，你一不留神就可能被‘市管委’那些戴紅袖標的人抓進去，罰沒錢物，上學習班。我印象中最可怕的情形要算外出進貨回義烏的事了。那時哪像現在條條大路通義烏，隻有一條鐵路連著外麵，所以我們出去進貨隻能搭乘火車。每次回義烏時，眼看快到站時的那幾分鍾裏，遠遠先把貨從車窗口扔到鐵路旁邊的莊稼地或野草叢裏，然後人再隨著減速的車子一個跟頭跳下去。轉身貓著腰重新撿起貨物拔腿便跑……你問為啥這麼做？怕呀，每趟車到站時總有好幾隊戴紅袖標的人，像憲兵似的在站口左右的幾百米之間巡邏，抓住還了得！說出來你可能會覺得好笑，有一次我跳車下來剛剛把扔下來的貨物重新收拾到擔子裏，剛直起腰就見迎麵有個戴紅袖標的人朝我這邊走來，嚇得扔下擔子撲通臥倒在地。你說戴紅袖標的他檢查就檢查吧，可偏偏這冤家遛遛逛逛不走人，害得我整整趴在野草堆裏好幾個小時，苦啊，現在回想起來就要掉眼淚……”
剛直的馮愛倩不想讓別人看到自己掉淚，她把頭往上一仰，嗓門一下高出兩倍：“你說我們這麼玩命從外麵運回些百姓生活日常用品，到市場上擺攤換那麼幾個辛苦錢，可偏被說成是‘資本主義的尾巴’，硬要砍斷不可。當時我們義烏城關的稠城鎮沒現在這麼多的人口，城市麵積也沒這麼大，但也有幾萬人在這裏生活著呀。我們這擺小攤的人天天就像遊擊隊似的東擺一時辰，西擺一時辰，好不容易後來在縣委、縣政府門前附近的一塊空地上有了可以做買賣的氣候。有關部門的人就一下出動了好多人，把我們這些做生意的和來買貨的顧客趕得四處奔跑，當時百姓們敢怒卻不敢言，因為上麵也一直在喊不準這不準那。可我們是小老百姓一個，要吃飯要生活呀，賣個家家戶戶都離不開的針頭線腦、牙膏筆頭有什麼不可以的嘛！我們一幫在北門街擺攤的小販們紮堆在一起議論，一議論就心裏來火。大夥好不傷心地說，阿拉義烏人看來永遠隻能外出披風戴雪去當‘敲糖幫’，過吃百家飯的苦日子了！我聽後心裏也好難過，尋思著難道自己的人民政府和共產黨就這麼不能體察民情？不行，我一定要弄弄明白，說啥也得讓當官的明明白白地告訴我一聲，到底讓不讓我們百姓有口飯吃？
“決心已定，我就一連幾天守在當時的縣委大門口。因為聽說縣裏剛來了個新縣委書記，我想要找就找最大的官。大夥都知道我要找縣委書記論理，都又盼又怕地跟在我後麵想看個究竟。一天，有人告訴我說那個個頭不高、衣著很樸實的人就是新來的縣委謝書記。我見他剛從理發店裏走出來，便壯著膽迎上去問道：‘你就是謝書記嗎？’他打量了我一下，問我是幹什麼的？我說：‘我是在市場上經商的，做點小買賣養家糊口，可政府為啥趕著我們天天無處落腳，或是拿高得嚇人的收費來逼我們幹不下去呢？’我說完這幾句話，謝書記用不同尋常的眼光打量了我一番，見在我身後又站了一大群圍觀者，便把頭一甩，說你到我辦公室。一聽縣委書記這句話，我身後的那些夥計們真嚇壞了，心想你馮愛倩這下完啦，不是被抓起來，也要狠狠地被批一通。那時‘文革’剛結束沒幾年，大家受階級鬥爭的影響太深了。我當時心裏也緊張，人家是一縣之官，我小小老百姓一個，他一句話說不定夠我坐不完的牢呢！可又一想，事已到此，我即便是坐牢入獄，也要從共產黨的書記嘴裏弄個明白：到底做買賣錯在哪裏？就這樣，我跟著進了謝書記的辦公室。不想這個謝書記一進門嗓門就大了，說你在縣委的大門口吵吵嚷嚷成何體統？我一聽也來火了。看他在桌子上敲一下，我就在桌上拍兩下。興許謝書記還是第一次看到有那麼一個普普通通的平民百姓，敢在他麵前為了擺攤與不擺攤的問題如此動肝火，於是竟然慢慢平靜下來，給我讓座倒水，又坦誠相待地問我義烏百姓的生活。我呢，一看這麼大的父母官能靜下心來聽百姓的話，頓時多少年憋在心頭的話像開了閘的水，我說，我們義烏人祖輩窮，窮就窮在人多地少田又薄。可為什麼還能在此生活繁衍至今呢？就是義烏人會經商，你可別小看這‘雞毛換糖’，它作用可大呢，一方麵解決了我們這兒人多地少勞動力充裕的矛盾，另一方麵大夥通過點點滴滴的做些生意彌補了家家戶戶的生活困難，更重要的是我們義烏人最敢闖，肯吃苦。如今其他地方都在搞開放，我們義烏人沒有啥優勢，也學不像人家，但我們這兒的人都會經商，都會‘雞毛換糖’呀！要能把‘雞毛換糖’的精神和經商積極性發揮出來，我就不信義烏人不如別人。我說到這兒，謝書記眼睛也跟著亮了起來，問我，你真認為行嗎？我說怎麼不行？隨後我把自己前陣子做小生意，有時一天賺的錢比過去一個月掙的工資還多的事一說，謝書記頻頻點頭，又不停地在辦公室裏來回走動起來。後來，他站在我麵前，大聲說道：‘好，你先回去，讓我好好想想。’我一聽很高興，剛出門又想起一件重要事，便轉身問謝書記：‘那我們能不能在街上擺攤呀？’他一揮手，說可以，你們先幹幹再說。我又擔心地說道：‘可市場管理人員天天趕我們呀！’謝書記雙手往腰裏一叉，說：‘放心，我會打電話給他們的。’跟縣委書記見麵會有這麼好的結局，是我做夢也沒有想到的。難怪當我走出縣委大門時，那些等候在外準備看熱鬧的經商朋友一下擁了過來，說你怎麼沒被抓起來呀？我笑笑說：‘謝書記還給我倒茶遞煙，怎麼會抓我呢！’可大夥最關心的還是讓不讓擺攤經商的事。我說：‘隻管擺，我有謝書記的話呢！’大夥將信將疑，我呢心裏有底，像以往一樣挑起擔子往馬路邊一放，便吆喝起來，而且這天的嗓門比平時更清脆響亮了許多。夥計們一看我真的毫無顧慮地重新做起生意，便紛紛跟著擺攤設點起來。這不，一連幾天我們紅紅火火擺攤賣貨，順順當當，再沒有人來趕我們了。而且不幾日，縣委以‘整頓市場領導小組’的名義，發布了在義烏改革開放曆史上有名的第一號《通告》。這個《通告》是手抄的，在北門街上貼了有七八張。這對我們這些‘地下工作者’般的經商戶來說，是天大的喜訊。《通告》一貼出，市民們裏三層外三層地圍觀著，那場麵至今讓我難忘。沒幾天，北門街頭的小商小販一下多了幾倍，而且每日見漲，直到後來整個一條街上擺滿了攤位，到這兒來買貨看熱鬧的就更多了，這就是我們義烏中國小商品市場的雛形。現在一說起當年的事，義烏人就半真半假地說我是義烏市場的‘第一個吃螃蟹的人’。他們誇我說要不是你馮愛倩敢冒坐牢房的險，跟縣委書記較真，‘第一號《通告》’就不會那麼快出台，小商品市場就可能形不成今天這個樣，咱義烏市的發展更談不上了！‘哎喲，我區區一個小百姓哪敢貪天之功呀！要說義烏有今天，當家做主的謝書記才是最了不起的功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