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浙江衢州人，剛調任義烏時情況不了解，但對這兒‘雞毛換糖’的傳統卻早有所聞。80多歲的老母親聽說我要到義烏工作，很心酸地說，兒啊，你幹嗎要到一個窮地方？就是老母親的這句話，在我心頭留下了陣陣隱痛。俗話說，為官一任，總得給百姓留點什麼才是。義烏是個窮得出名的地方，我去後能有些什麼作為呢？當時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不久，在下麵‘左’的幹擾還很嚴重，可是我到義烏後的感覺是，這兒的農民思想很活躍。外出經商，上街擺攤的不少。但由於當時的政策不太明朗，有關部門對這些現象一般都是采取‘批、打、管、刹’，百姓為此怨言很多，那天馮愛倩上我辦公室論理，說真的是給我上了一課。她走後我一直在思考這樣一件事：既然義烏有善經商的傳統，而且百姓能從中改善生活，為什麼我們不好好因勢利導，網開一麵呢？當我把自己的想法放到縣委領導班子會議上討論時，我沒想到大多數人沉默不言，這是為什麼呀？後來我才知道，正是因為義烏自古以來有‘雞毛換糖’做些小買賣的傳統，‘文革’中的曆任領導甚至包括公社、大隊、生產隊的幹部都一直遭上級的批評，原因是即便‘批資本主義’最激烈的歲月，義烏始終沒斷過有人搖著撥浪鼓偷偷外出‘雞毛換糖’搞經營的曆史，而且一些大隊、生產隊甚至公社幹部帶隊外出。這在‘文革’年代當然是‘嚴重的政治問題’，抓住一個這樣的典型，肯定沒好結果。但義烏的同誌又告訴我，在咱義烏，‘雞毛換糖’的事，就像野火春風，你怎麼打、怎麼禁、怎麼趕，它就是斷不了根。我問那到底是啥原因呢？他們隻告訴我一句話：窮到頭了自然就得想法求活命唄！馮愛倩和這些幹部們的話，給我當時的心靈上觸動巨大，我決心要把義烏一直受壓製的‘雞毛換糖’經商風，作個徹底的調查，看到底是該刹還是該放。為此我發動縣機關的一批幹部，到下麵進行全麵的調查，聽取各方麵的意見。我本人親自到了稠城、義東、蘇溪、佛堂、義亭等許多村鎮實地了解。因為我新來乍到，那時不像現在縣裏市裏都有報紙、電視，我當縣委書記的也沒多少百姓認識，所以下去很容易獲得第一手材料。但也有例外的，有一次工商局的一名幹部坐在吉普車上跟我一起下鄉，當地那些參與經商的人過去被工商局的‘打擊投機倒把辦公室’的人‘打’怕了，一見我們下車便紛紛出門躲避。我對那位工商局幹部開玩笑說：‘不行，一兩年之內，你不能跟我同行，否則連我都接近不了一個百姓！’”
通過調查摸底，大家彙總的結果是：50%以上的人以為開放經商市場沒問題，應當大力提倡，40%的人認為問題不大，可以試著辦，隻有百分之四五的人反對。有了這個調查依據，謝高華在縣機關大會上就提出：“義烏的小商品經營不是一大‘包袱’，而是義烏的一大優勢，應當大力提倡和鼓勵……”這話剛落音，會場上頓時議論紛紛，看得出大多數人是喜形於色，但也有人立即反問：“可上麵要嚴厲打擊各種投機倒把活動，像‘雞毛換糖’這樣的經商活動，分明算投機倒把，是資本主義的尾巴，我們應當給予堅決的打擊，應當毫不留情地割其尾巴！”這是一個敏感的問題，但又是不可回避的。當時他內心也很激動，但還是強壓著自己的情緒，用通俗的語言坦誠地對大家說：“過去我在別的縣也幹過‘割資本主義尾巴’的事，結果事與願違，影響了當地生產力發展，百姓怨聲載道。而今我們的黨號召改革開放，幹工作實事求是。我到義烏雖然時間不長，但從百姓的話裏，從幹部的深切感受裏，我覺得‘割資本主義尾巴’沒道理。就拿我們義烏人‘雞毛換糖’的傳統來說，人家過大年歡天喜地，咱義烏貨郎卻在冰天雪地裏走南闖北，沒日沒夜，一腳滑一腳攛地翻山越嶺，挨家挨戶去用糖換雞毛、換雞內金。回來後將上等的雞毛出售給國家，支援出口，差的直接用來做地裏的肥料，把雞內金賣給醫藥公司，自己呢賺回一點利，這樣利國又利民的經營，好還好不過來，怎麼可以說成搞‘資本主義’呢，當‘資本主義的尾巴’割呢？我在這裏向大家表態，從今開始，我們要為義烏人‘雞毛換糖’正名，不僅不準再把這類經營活動歸為搞‘資本主義’進行批判，而且要大力提倡，積極鼓勵！”後來的第一號《通告》就是在此次會後，謝高華敦促下麵的人搞出來的。最先開辦的稠城、廿三裏小商品市場便名正言順地由“地下”走到了“地上”，義烏人從此開始了曆史性的轉折……
我注意到謝高華那張與他實際年齡並不相符的臉上，有過多的滄桑，而這也許正是他性格中異常剛毅的一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