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89年到1996年的那8年裏，真的像‘八年抗戰’，那段時間是我們哥倆最辛苦的年份。”在氣派非凡的會客廳裏，已是總經理的弟弟陳溪東頗有感慨地道，“當時我們的年產在二三十萬件左右。這個規模是屬於既不能形成自己的獨立產品，又缺乏市場價格競爭優勢的階段，唯一能跟人家拚的就是靠銷售上的靈活性。可這不是件容易的事。那時我哥倆分工，他跑西安我跑沈陽，這一西一北大半個中國，你隻要能說得出的地名，沒有我們哥倆沒去過的。有些當地人都不是特別清楚的，我哥倆都涉足過。那幾年你知道我們的生意是咋做的？嘿，現在想起來真覺得蠻有點意思。那其實不叫做生意，是認門哪！因為我們是小廠，沒人認識我們，更不認我們的貨，所以每次隻能去認人家的門。但就是這幾年，我們認門認出了門道。覺得在中國做生意太有潛力了，那就是我們廣大的中西部和東北部地區。那兒的特點便是代表了中國百姓的基本水平，而生產銷售適合這些地方的對路產品，也正是摸準了中國市場的門道。1996年，經過‘八年抗戰’的鍛煉後，我們哥倆決定像模像樣地辦個襯衫大企業，於是一投資便出手3000多萬元。當時僅買地皮一項就花了1000多萬，因此有人猜測我們是不是炒房地產，等到我們的現代化廠房拔地而起，全套從日本進口的設備開始飛轉時，大陳鎮的父老鄉親們驚詫不已，說這才像做大生意嘛！”陳溪東一邊領我參觀他的現代化成衣流水線，一邊神采飛揚地講述他與哥哥倆人當年決策的英明，“你都看到了吧，這麼大攤子，開始不少人說這哥倆，抽的洋煙穿的名牌，全都是貸的款，有他們哭的日子。可僅僅3年時間，我們依靠自己的技術優勢和規模優勢，一下占據了中國襯衫業的製高點。同時又由於‘能達利’的名牌優勢，使得企業像乘了火箭一樣的發展速度。如今年產值已達1個多億，利潤超千萬元，光‘能達利’名牌的無形資產就值1？郾6億元……”
陳氏兄弟是自己親口告訴我有多少財產的“億萬富翁”。按照目前“能達利”在中國襯衫行業中所占的市場份額以及名牌效應，他陳氏哥倆就是躺著也有擋不住滾滾而來的鈔票。隻有初中文化的陳溪東聽了我的話，露出了一副隻有農民兒子才有的憨厚的微笑，他說：“多少錢對我哥倆好像現在已經不是很重要了，你可能不相信，我們的父母親還都住在鄉下，我們還種些地，雖然他們可以從兒子這兒拿走用不完的錢，但他們依舊願意保留自己的生活方式。我哥倆則有另一種人生追求。我們更多想的是如何進一步開拓市場，占領市場，讓中國的男士們都能穿上我們的‘能達利’，有朝一日也要讓老外們都穿一穿中國的‘能達利’而不是‘皮爾·卡丹’。”
我完全相信陳溪東的話，因為義烏人用了十多年時間建立起了一個亞洲最大的小商品市場，“能達利”在中國襯衫行業稱雄一方的時間更短，僅五六年。“皮爾·卡丹”老了，而陳氏兄弟才三四十歲，你認為誰贏呢？當然是我們的義烏人，我們的“能達利”！在走出廠區時，陳溪東特別邀我到他工廠前的公園坐一坐。我舉目四眺，在觀賞花團錦簇、小橋流水、青嶺飛鶴之後，不免有些自卑起來：什麼時候我在京城的家門前也能看到如此一方仙境，那該是何種人生？
“光這兒的地皮我們就花了500萬元。但為了讓大陳鎮的父老鄉親也能像城裏人一樣在公園裏享享福，我們非常樂意做這件事……”陳溪東的話，讓我感到大陳農民的胸膛裏有股岩漿般的滾燙！（從報紙上獲悉：陳氏兄弟現在更了不得。他們不僅在新加坡有了“中國時裝”上市公司，最近還投資兩億元參與籌建“錢塘航天有限公司”，成為民營航空公司老板。）
我以為不接觸孫榮福這樣的人，就不可能真正了解義烏市場的起源與變化的深刻性，也當然就說不上真正了解義烏人的精神世界了。
他把他的家安在義烏市郊的一個山頭上。從義烏繁華的市區來到孫榮福的“領地”，有一種返璞歸真的感覺。那籬笆還在，那菜地還在，那足前腳後的雞鴨狗貓更是忽前忽後、忽左忽右地歡實著……孫榮福的“領地”是整個山頭加上一直往下延展的山坡，總共有100多畝麵積。這兒有他一新一舊的兩個家址。舊的是典型的江浙農舍，新的則是我所見到的個人住宅中最豪華和氣派的一棟西洋式樓房--即使是某些京城的高級領導或者高級別墅也遠不如孫府新宅。孫榮福讓我領略了什麼叫富，然而這不是主要的，孫榮福讓我領略更多的是義烏人所具有的崇高追求和品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