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孫到底有多少錢？我沒有問他，這是個很不禮貌的問題。但我知道，義烏市區內目前唯一的一個稠州公園是他孫榮福個人捐建的。這事發生在10年前，當時義烏的市場還處在一般水平，義烏人還僅在脫貧過程和剛向小康邁進時，孫榮福一下投資幾百萬元，用了兩年心血，將義烏曆史上唯一的一個公園建了起來。1988年，開張一年的公園就有了幾十萬元的收入，不用說，從投資回報的角度看，好多人都說老孫這家夥又瞅得比別人準，是著實的“冷門生意”。但就在這時，人們正準備看著孫榮福在第二年抱“金娃娃”時，他老孫竟上書給市府，說要無償將公園獻給市裏。當時，幾十萬義烏人全都被震住了：他孫榮福簡直太了不起了！
孫榮福確實了不起，這並不在於他有錢，而重要的他是個會經營且骨頭很硬的漢子。在常人眼裏，老孫是個不苟言笑的人，然而隻有走進他的心靈，你才會明白這位硬漢的臉上為什麼很少有笑臉。也許在今天那些眾多的義烏“富翁”身上每個人都有一部不平凡的傳奇故事，可似乎誰也難比孫榮福，因為他曾經飽受的辛酸與折磨已經浸入他的骨氣之中。我了解孫榮福的一些情況最先還是從老書記謝高華那兒得到的。“老孫在‘文革’期間曾擔任過大隊黨支部副書記，後來就是因為帶領農民外出打工，結果被定為‘黑包工頭’而開除了黨籍。”謝高華說，“我於1982年到任不久，有一天孫榮福給我寫了個條子，提出要承包鳳凰山--那是個集體所有的果木場，連年虧損。鳳凰山名字好聽，其實隻是個荒山頭而已，共有120畝地。孫榮福提出承包的條件有三：一是承包期為5年；二是每年上繳大隊兩萬元；三是原果木場的10個人的工資由他負責。此事在當時尚沒有先例，問題就在於他是個被開除黨籍的人。可我覺得老孫自己拍胸脯承包一個連年虧損的集體企業，並能給10個人開工資，這事利國利民，給一個‘犯錯誤’的人也算是個出路吧。我就在他的條子上批了‘同意’兩字，又寫道：‘5年承包期太短，可以承包30年。’這件事我是頂著風險辦的，後來果真傳來很多風言風語。”
孫榮福家共5口人，除他與老伴倆人外，有兩個兒子、一個女兒。現在大兒子結婚了，但作為家庭公司的“義烏永強養殖有限公司”，隻有本家5個人的股份。孫榮福一家過得非常和睦，老孫現在是這個億萬家產的公司董事長；大兒子是總經理；老二是女兒，當會計；老三小兒子跑外勤；孫夫人是出納。很有趣，5個人看起來職務有別，但較起真來誰都不比誰權力小，不信你老孫頭不是董事長嗎？你不職務最大嗎？可你決策要有錯，在家做飯炒菜的孫夫人就有治你的辦法--她不給你支付一分錢，看你董事長到哪兒牛去！
“我們家實行民主議政，集體決策，分工明確，各負其責。”老孫對家族企業的“內幕”進行了首次公開透露。他說：“前年我就想投資養殖娃娃魚，但方案拿到股東會議上就沒有通過，隻有我1票是讚成的，他們4票反對。我沒轍，大家認為養殖娃娃魚投資大，風險更大，特別是中國市場到底能不能使娃娃魚成為氣候，這還有待考察。我雖然個人認為中國的娃娃魚市場必定前景可觀，但既然股東會議不同意，我隻能服從。又過了兩年後的今年，當我再一次把開發養殖娃娃魚的事提出來後，經過一段時間大家各方調查論證，最後全體舉手，於是我們才決定拿出1300萬元的投資來……”
孫榮福的家庭公司，讓我看到了中國現代私營經濟趨向成熟的喜人景象。
像孫榮福那樣成功的家庭與私營企業在義烏不是少數。從孫榮福那居高臨下的鳳凰山下來，我看到了義烏市的另一個令人拍手叫絕的地方，那就是義烏農民們自己建設起來的一個個現代化的大型農莊。
義烏地處浙江中部，是個平原與丘陵兼有的地區，還有一部分山區，它具有中國農業縣市十分典型的自然條件。在看到已經具備都市風采的義烏城區和如大陳鎮、廿三裏那樣初具現代化規模的鄉鎮，我曾設想了一種對未來中國農村發展的擔憂：以後農村都成了城市，那麼那些自然條件差的山區或丘陵地區的農民怎樣實現現代化呢？或者說，義烏市這樣一個城市建設隨著市場的超乎想象的發育，會不會本地自身之間出現嚴重的貧富差異？假若我們即將到來的21世紀裏，許多過去是種地的農民，後來因為辦企業或經商而走進了城市，或者有的完全是因為我們的城鎮發展而一夜之間由農民變成了市民。那時土地誰來種？種田的人能不能生存？怎樣使我們的土地上依然有生生不息的兒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