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舒拉都有工作。一切家務事都由他擔當起來了，我看出來了：他想在所有的事上都代替卓婭。如果他先回到家來，就為我溫上湯菜。我看見過他在夜間起來給我加被子，因為那時候木柴得來已經相當困難，我們盡可能節省燃料。
1月底的一天，我像往常那樣收聽無線電廣播，先是一些關於戰爭的報告和勞動戰線上的消息。忽然廣播員說：
“現在我報告登在今天（1月27日）《真理報》上的裏多夫的一篇通訊。”
於是悲傷憤慨的聲音就開始述說，12月上旬在彼得裏斜沃村德國人怎樣殺害了女遊擊隊員、青年團員丹娘。
舒拉忽然說：“媽媽，你把它關了，行不行？明天我需要早起。”
我覺著奇怪：舒拉向來睡得很酣，大聲說話和無線電聲音完全不妨礙他睡覺。我本來很想聽完，但是還是把擴音器關了，對他說：“好吧，你睡吧……”
第二天我到青年團區委去了：可能那裏知道關於卓婭的什麼消息。
“任務是秘密的，可能很長時間沒有信。”區委書記對我說。
又過了幾天難熬的日子，在2月7日（這個日子我永遠忘不了），我回到家看見桌上放著一張字條：媽媽，青年團區委請你到那裏去一趟。
我想：“可等到啦！一定是卓婭托誰帶來了消息，也可能是信。”
我像飛似的跑往區委。那一晚很黑，刮著風，沒有電車，我差不多一直跑著，常常滑跌，起來繼續跑，在我的腦子裏沒有一點兒關於噩耗的聯想，不會有什麼壞消息。我隻是想知道：幾時能看見卓婭？她能很快回來嗎？
到區委以後，他們對我說：“走岔啦！您回家去吧，莫斯科團市委的人到您家裏去了。”
“快，快知道卓婭在什麼時候回來！”我不是走，而是又跑回家去了。
我推開門就愣在門坎上了。有兩個人離開桌子起身迎著我走來：齊米列捷夫區文教局局長和另一個不相識、臉上表情嚴肅並且微微緊張的青年人。從他們嘴裏冒著蒸氣：屋裏冷，誰也沒脫大衣。
舒拉靠窗站著。我看了看他的臉，我們的視線遇著了，我就忽然了解了……他撲向我，還碰倒了什麼東西，可是我的腿好像被釘在地板上了，絲毫不能動。
這時我就聽見有人說：“您讀了《真理報》上關於丹娘的那篇通訊了嗎？那是您的卓婭……日內我們到彼得裏斜沃去。”
我頹然倒在有人送過來的椅子上了。我沒有淚，也沒有呼吸。我隻希望快快地剩下我一個人，腦子裏總是這一句話：“她犧牲了……她犧牲了……”
舒拉把我安置在床上，並在床邊坐了一整夜。他沒有哭。他的眼睛沒有淚，隻是向前凝視著，雙手緊握著我的手。
“舒拉……現在我們怎麼辦呢？”好容易我才說出來。
一向能控製自己感情的舒拉，這時候倒在床上號啕大哭起來。
“我早已知道……我全知道，”他嗚咽地重複說，“那時候《真理報》上有照片啊！脖子上帶著繩子……雖然是另外的名字……可是我了解是她……我知道這是她……我不願意對你說。我想，我可能錯認了……我就想是我錯認了。我不願意相信。可是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你給我看看。”我說。
“不！”他嗚咽地回答說。
“舒拉，”我說，“還有很多事擺在我前邊哪，我還要看見她哪。我要求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