隱，是目的本身，不是任何意義上的手段，不是姿態，不是敲門磚，不是計謀，也無關乎崇拜、虛榮或沽名釣譽。徐枋一生，從始至終，我們不會找到這種破綻。
徐枋像 清葉衍蘭輯摹
出自《清代學者像傳》。葉衍蘭費時三十餘年，摹寫學者像一百七十一人，未竟，由其孫葉恭綽續成，1928年交商務印書館出版。
一
舊曆甲戌年（1694，清康熙三十三年）九月二十日巳刻（上午十時許），蘇州天平山破敝的澗上草堂，一位體若雞骨的老者臥於病榻之上。環繞身旁，有另一老者，和一位拖帶著髫齡幼童的年輕媽媽。那老者名叫楊震百，與這病翁乃是世交；年輕母親則是病翁的兒媳華氏，而幼童為其獨孫，名喚複官，年甫四歲。
病翁姓徐，單名枋，時年七十有三，而望之遠為衰朽，滿口牙齒幾乎脫盡，眼窩深陷，稀疏白發蓬亂而幹枯，脖頸猶如無毛禿鷲一般瘦癟鬆弛，眼珠既渾濁又黯淡。此刻，他悲楚的目光全部投向破衣爛衫、麵有菜色的孤孫。往事如雲，紛紛先他亡故的親人身影，交替浮在腦畔……
長子孟然，我們握有的資料，隻及三十歲。之後死於何年，並不清楚。1681年，徐枋為修家譜作《告家廟文》，隻列了小兒子文止的名字，未提孟然。假如這年孟然還活著，應該四十二歲，但卻顯然已經不在，以此估之，享年恐怕未逾不惑。
次子叔然，“能書畫，見者以為神童。而饑不得食，病不得藥，遂殞其命。”[1]這孩子，隻活到十二歲。
第三子，我們甚至不知其名，因為尚在哺乳期即已夭折。
四年前的1690年，徐枋最小和最後一個兒子文止，又撒手人寰，時年不過二十四歲。
女眷當中，老伴張氏死於1680年；大兒媳、孟然之妻鄭氏，也是早死的。次第失去的六位親人，活得最長的五十來歲，最短則未滿周歲。
彌留中，徐枋眼望獨孫複官，心內陣陣揪痛。他從複官稚氣的臉龐，再想起文止。那是他最心愛的兒子。十多年前，在給朋友一封信中，他這麼談論文止：
小兒能體乃父之誌，將來其文墨不必言，尤其至性過人，今實賴以延吾視息也，此則可以稍慰道義骨肉者。[2]
如此溢於言表地誇獎孩子，在徐枋絕少。然而，死神仍未放過文止，竟令之搶在老父之前謝世。送走文止，徐枋致信友人答謝相助殯事，歎曰：
此兒能秉師訓，純孝篤行，實有古人所少者。求其一言一動之謬，竟不可得。不特鄙人有喪明之悲，意夫子亦有喪予之慟。[3]
將文止的死比於顏淵早亡，痛惜之意，有逾喪子之上。更可慘然者，複官乃是遺腹子，文止連其出生都未能等到——據羅繼祖，“康熙二十九年庚午四月，文止卒，年二十四。補：十七日，文止婦華遺腹生男。”[4]即文止死與複官生，同在四月；隻差幾天或十幾天，文止就可以見到兒子降生。
數十年來，門衰祚薄、人丁零落。眼下，澗上草堂僅餘一老翁、一嫠婦、一稚子。念此，徐枋投向華氏母子的目光，酸愴中不免閃過一絲歉疚。他命華氏取來紙筆，強撐病羸，於枕上草成遺書。頭一句便寫：
寡媳孤孫，不可移居蕩口，山居不便，入城可也。[5]
半世紀前，徐枋立誓“不入城市”，矻孜以持，無論怎樣艱難困苦，從不動搖。此時，眼望寡媳孤孫，他終於改口。蕩口，大概就是位於蘇州、無錫之間的蕩口古鎮，其距城市益遠。想來華氏曾經提出，一旦阿翁故去，孤兒寡母恐難存活山間，可否遷往既遠離城市、又較易生存的蕩口小鎮？現在徐枋明確表示：不必遷蕩口，華氏應該帶著複官直接返回蘇州城內居住。
“吾平生知之深而信之篤，謂在我可托孤寄命者兩人，一為易亭，一為次耕。”易亭乃楊震百之號，此刻正在身邊。次耕，是徐枋弟子兼忘年交潘耒的表字，時在外地；因此，遺囑特地寫道：“今次耕在遠，不及麵屬，然小孫將來自叨卵翼，奚俟麵屬哉。”老牛舐犢，情所難禁。還有一條是專寫給華氏的：“自我身後，一應家事，無論巨細，俱要仰重楊先生經理。”雖是囑命兒媳，其實是對友人的深深懇求，仿若說：這可憐的孤兒寡母，往後就全拜托你們了！隨之有“書畢灑然”四字，是僅有的自寫心情的一句。終筆：
甲戌年九月二十日巳刻，秦餘山人俟齋遺屬，付寡媳華氏，臨危之筆。
“臨危之筆”，顯示他的情況相當糟糕。所以我們推測，應是寫完遺囑不久，徐枋便闔上雙目。
至此，清初明遺民“海內三高士”的最後一人，亦告歿卒。之前，沈壽民（眉生）死於1675年（康熙十四年），巢鳴盛（端明）死於1680年（康熙十九年）。
葉燮（《原詩》一書作者）為徐枋撰寫墓誌銘，記述死訊傳出人們的反應：
康熙歲甲戌九月，有明孝廉徐俟齋先生以疾卒於天平之山舍，闔郡之人鹹驚相告曰：“噫，俟齋先生死矣。”四方之士無論與先生識與不識，其知有俟齋先生者，亦無不驚且疑曰：“俟齋先生信死乎，其傳者妄耶？信死矣，後死者其孰與於斯矣？”欷歔太息，至有泣下者。[6]
“驚且疑”，並非突然和意外——以徐枋的健康狀況，死亡對他隨時都有可能——而是無所適從。似乎斯人之逝，一種精神也隨他遠去。
讀徐枋資料，以及構思謀篇，無論行坐，《勇敢的心》A Gift Of A Thistle、The Secret Wedding、For The Love Of A Princess諸段，都在耳畔，即此時亦然。盡管徐枋與那蘇格蘭好漢華萊士，個性無關，一生作為也殊少相類，然而詹姆斯霍納的配樂，卻能投合我對徐枋的感受，尤其愛爾蘭風笛和哨笛所奏主題，似能把蘇格蘭高地的荒莽，幻化於蘇州西山的清孤。有心讀者，亦可一試。
二
弘光元年（1645）五月，清軍下南京。
閏六月十二日，發布薙發令。徐枋的父親、複社名宿、弘光朝詹事府少詹事兼侍讀學士徐汧，即日在蘇州虎丘新塘橋從容赴水。至友陳子龍認為，此舉起到表率作用，“自是而後，吳士之仗節者若塚宰徐公（徐石麒）、納言侯公（侯峒曾）、考功夏公（夏允彝）、進士黃公（黃淳耀）若而人，然公死最先，若為之倡。”[7]
徐枋本欲追隨父親，而受阻於兩點：
乙酉陸沉之日，先君子日謀死所，顧呼枋而命之曰：“吾固不可以不死，若即長為農夫以沒世，亦可無憾。”而枋竊不自量，必欲從死，不謂天實靳之，致閏月十二之變，枋以病垂死另居，弗克從。[8]
自南京失陷，徐汧即抱殉國之誌，開始鄭重考察適合的死所。薙發令突然下達，將計劃打亂。閏六月十二日之死，應屬倉猝。這時，徐枋正好生一場病，而錯過和父親一道行動。但更重要的原因是，父親命令他活下去。他多次追述父親的遺命：
乙酉之夏，先人將殉節，仆誓必從死。先人呼仆而泣，諭之曰：“我固不可以不死，若即長為農夫以沒世可矣。”仆死誌未遂，故謹守先人之一言，至二十八年而不變也。[9]
今人若以為此乃托辭，也不足怪。大家不免犯些嘀咕：即便當初因病錯過，以後仍有的是機會，何以不為呢？
其實，當時對於徐枋，死相對容易，活下去反更艱難。這一點，待我們將他後五十年歲月細細看過，不難知悉。眼下，先講一點時代的隔膜——幾百年來，道德觀隔如霄壤，古人的內心世界，我們往往已無法走近。關於徐枋“誓必從死”而未死，可著重體會他所說“命之曰”、“諭之曰”的含意。
所涉及的是孝道。
雖然“孝”之一字，至今也仍常言及，古意卻已宕盡。今人言孝，指對父母感恩、報恩，實即“愛”的一種。而在古人，嚴格說，孝並非情感概念，至少不能隻以情感視之。愛，不是孝的前提或根芽。子之孝親，並非因愛而孝，在於不得以不愛為由而不孝。孝乃天經地義，沒有理由、不得推托。為人之子，無論父母如何待你，或你認為父母待你如何，都必須盡孝。否則，對父母滿意則孝，不滿意則不孝，豈有此理？進而言之，由於孝本乎責任和義務而非感情，其之落實便明確地歸之兩個字：服從。“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不論父母讓你做什麼，也不論你以為他們對與不對或有無理由拒絕，都得不折不扣執行，絕不違命——這才是孝。
搞清孝的原義，我們乃明白，為什麼徐枋“誓必從死”，最後卻將這念頭熄滅而活了下來。
父親遺言很清楚：他不能死，他得活著。徐汧此囑，可能是憐惜兒子年輕，可能是為了家族血脈有續——原因我們不多揣測，總之，徐枋必須遵照。這就是“命之曰”、“諭之曰”的含意。命、諭一類字眼的分量，今天多不能體會，此處卻非體會不可。
徐汧不單命他活下去，還規定了活下去的方式：“長為農夫以沒世”。這是更關鍵的。
“長為農夫以沒世”，直譯是“當一輩子農民”。但我們又遇到了古今言語的隔閡，當真理解為“當一輩子農民”，我們對徐汧究竟在說什麼，就不能讀懂。“農夫”在這裏非指農民，而是一種生存狀態。大家知道過去有“養士”一詞。古代士階層本身不事生產，支取俸祿以存，是靠國家養著的，故稱“養士”。既為國家所養，就得聽命、服從、效忠國家，這叫食人之祿、敬人之事。農夫正好相反，寸絲半粟皆取諸己，不靠人養，自奉自給。因而很好理解，“長為農夫”，實際是要徐枋徹底退出士的行列。說白了，徐汧命令兒子，終身不做清朝的官、不食其祿、不為它做事。崇禎十五年（1642）徐枋已經考取舉人，有正式的做官資格，這資格到清朝仍然有效。滿清定鼎之初，幹部稀缺，需要大量知識分子，曾在各州縣發榜“征賢”，甚至到處派公人“緝拿隱逸”。顯然徐汧已料到如此，故遺此嚴命。
“嚴命”之“嚴”，不是嚴厲的意思，好像徐枋是個官迷，徐汧知子莫如父，為此給他下了這道死命令。並不是那樣。這裏的嚴，是指嚴峻。假若一個人自從生下來，便以將來做官為旨歸，圍繞他的教育和養成也都以此為計劃，除此以外再無長技，而一旦斷了此路，還得活下去，徐枋的未來就是這樣。他已經二十四歲，任何實際的養活自己的技能，一丁點兒沒有。父親立下“長為農夫”的規矩，隻給他原則，不告訴他辦法，實際是空洞的。怎樣去做那個“農夫”，完全要靠他自己來落實和解決。
然而，這尚屬後話。
三
頭一道難關，不是如何活著，是不被活著所擊倒。
父親死後大約四個月，發生了這件事：
昭法（徐枋表字）匿身鬆陵，全發被獲，長立不跪，叩亦不答。主者無如何，乃髡而釋之。[10]
髡，就是剃發。滿人發式，髡其前頂，而以腦後之發結辮。中國則自古任其自然，幼年散發披肩，成人束發而冠。清軍入關後，最初僅規定出來做官的須改滿人發式，對民間無要求。乙酉年五月下江南後，卻突然改變政策，在全國不分階層全麵推行薙發令。當時，徐枋隱姓埋名，匿身鄉間，終還是被捉住而慘遭剃發。
這個“慘”字，今天大抵也不知從何說起了。事情本身，無非關乎幾綹頭發，何傷大雅？如今，誰又在乎換換新的發型呢？曆史滄桑，有時確實讓人哭笑不得；同一樁事，今人覺得或僅涉趣味、時尚，古人卻目為性命交關。打個比方，按那時中國人心情，把頭發剃作滿人那副模樣，就好比業已習慣以衣裹身的文明人，突然被強迫赤身裸體，或如野人一般僅以樹葉、獸皮遮羞。
這如何可以接受，又如何不激起拚死抵製呢？
說到明清鼎革一段，人往往以為，滿清滅明引發了尖銳民族矛盾。實則細細考究，單論明朝滅亡本身，並未如何造成巨大衝擊。江南初下，各地都還平伏。清軍占領南京後，一路東進，頗稱順利。計六奇在無錫目睹清軍過境，有“觀者如市”[11]的描述，民間態度可謂處之泰然。
波濤陡起，全因那條薙發令。此令既下，旬日之間，江陰、嘉定、鬆江、無錫、吳淞等地義幟遍樹，烽煙四起。那麼，滿清本可“平穩過渡”，卻為何惹是生非，死活要搞薙發令？其實，雙方對此事的讀解是一樣的。漢人把薙發視為亡國奴標誌，如刺於罪犯額上的金印。滿清則對漢人心理明鏡高懸，知他們雖“觀者如市”，暗中還是以文明人、優等民族自居，而視勝利者和新統治者為野人部落；所以，決意借薙發令打掉其自尊心，令彼知悉今日世界乃何人之天下，以及誰是主子、誰是奴才，膽敢不遵，格殺勿論，“留頭不留發，留發不留頭”。
於是，頭發或發型，成了1645年中國的殊死主題。如今，聽說過“嘉定三屠”、“江陰八十天”的人總還有一些，然而，知道這些大血案完全都因薙發令而致，恐怕是不多的。在此我們卻可明言，若無薙發令，根本不會有那些慘劇。多少人為此死去？整座江陰城，最後僅剩躲在寺觀塔上隱蔽處的五十三人[12]，嘉定“浮胔滿河，舟行無下篙處，白膏浮於水麵”[13]。
我們要把徐枋受髡放置在上述大背景下，來領略他的奇恥大辱。應該提到的背景還有，乃父徐汧是為不受薙發之辱匆匆自盡，徐枋最尊敬的兩位父執楊廷樞、陳子龍，他的經師朱集璜（《朱子家訓》作者朱柏廬之父），也都為反抗薙發而死。
所以，先要蒙受這個恥辱、忍住死的衝動，繼而又帶著這樣的痛楚、頑強活下來，事中事後對徐枋都是可怕的折磨。徐枋於這遭際，自稱“偷生苟活，致毀體辱親。”[14]《答吳憲副源長先生書》悲憤寫道：
因變姓名，匿跡蘆中，瀕死數番，流離四月。意或可以徼倖萬一，不謂更罹意外，身嬰駭機。當是時，全發被戮，早見先人，未始非初心也，而事與心左，複受髡刑。[15]
他的用詞是“被戮”，認為等於死過了一回。經曆此事，身雖猶存，感覺卻如百孔千瘡。可以想象，當他挺直身軀，一語不發，仰受恥辱，“活著”怎樣變成了冷酷的刑罰。倘聽從於內心，他必願一死；難就難在父命在身，竟不能死——他的用語是“偷生”和“苟活”。
他與父親的生命，也許都在於證明什麼。不同的是，徐汧用死，徐枋卻必須用活著來完成。後者其實是更難的。五十一歲那年，他檢視既往，鄭重地說：“二十八年未嚐有一轉念，未嚐萌一退心”。此語的分量，在於說這話的人內心已無生理，生命每分每秒都僅剩下痛苦，然而卻要咬牙堅持。有時我想，當徐汧要求兒子活下去時，大概未曾替他慮到這一層。
四
甲子（1684）秋，國亡四十年之際，徐枋編定其文集《居易堂集》，為之序。曰：四十年來“束身土室，與世訣絕”[16]。又曰：“前二十年不入城市，後二十年不出戶室。”[17]這是他對自己“死誌未遂，苟存於時”生涯的基本概括。此等情狀，我們今天也有一詞，叫“自閉”，自我封閉。乙酉年後，徐枋用以抵抗現實的唯一辦法，就是完全自閉。
頭四個月，顯然是為逃避薙發，他變換姓名，藏身吳江鄉下一朋友處，終於還是“全發被獲”。翌年（1646），草葬父親於長洲縣金墅鎮，遂結廬於墓，此即“居易堂”，其文集取名於此。墓地應處偏遠，《徐俟齋先生年譜》引《蘇州府誌》：“金墅鎮在長洲西北五十裏。”又在提到有朋友來墓廬看望時，稱“徒步至先生山居”[18]，想來人跡罕至。這段居易堂時期，凡十二載，止於1658年。
由於發生逋賦麻煩（稍後敘之），他連安居也不能了。1659年，避跡積翠山寺，“依穹窿南宏大師”。1660年，避跡鄧尉山青芝山房。1661年，避跡梁溪常泰山某寺。1662年，避跡秦餘山（即陽山，秦餘是其戰國古稱）。四年播遷四地。1662年冬，經靈岩和尚籌措，於天平山上沙村為徐枋築澗上草堂，“先生自是不複移徙矣”[19]，直至辭世。
故，“前二十年不入城市，後二十年不出戶室”，非謂後二十年回到了城市、在城內居住但不出戶室。其實是，前二十年雖不入城市，卻因到處播遷做不到足不出戶；澗上草堂安穩後，才不但遠離城市，亦終於做到自閉茅屋，真正與世隔絕。
生活中有自閉型人格，對與外部世界、人群打交道缺乏自信而離群索居，心理學所稱“廣場恐懼症”是也。徐枋的自閉，與此無關。他與外界隔絕，是豎一道牆，挖一道溝壑來保護自己。因為生活本身關係到一些非常實際的方麵和內容，唯有把自己封閉，才能守住立場和父親的遺命。1657年，因為貧困，徐枋不得不令長子孟然入贅蘇州鄭氏。這意味著，孟然離其左右回到城市。臨行，徐枋作《誡子書》[20]，長達萬言，囑以十事。這十件事，約略可見在徐枋那裏，城市或人群聚集之處，對他構成哪些難題與潛在威脅。
前三件事相互關聯，依次為“毋荒學業”、“毋習時藝”、“毋預考試”。裏麵的關係，今人不易明白。以我們看，學業即考試、考試即學業，徐枋卻既要其子“毋荒學業”又命之“毋預考試”，豈不矛盾？其實徐枋並不怪異，反是我們處在誤區。真學問與考試向來無關。當然，這裏“毋預考試”之禁，有其特定含意，即不入仕途。科舉考試，隻是做官資格考試。不打算做官，考那玩意兒一點意義沒有；反過來，既然參加科舉，也不存其他解釋，就是準備做官。我們知道，徐汧為子孫立下在清朝“長為農夫”亦即永不做官的規定，“毋預考試”之禁實由此來。但“毋預考試”之前，徐枋又有“毋習時藝”之禁，這需要單獨解釋一下。“時藝”，即八股文，是科舉專用的文章套路。學做八股，目的完全在於考試，不預考試，它毫無用途，既不關知識教養，亦無增文才詩采。總之有關上述三事，徐枋付諸兒子的道理是：書要讀、學宜為、心智須文明，但功名之念絲毫不能有。如果孟然一直在他身邊，空對山林，徐枋不必有此擔心。現在不同，既然無奈送子返城市，對那種環境下的誘惑、影響，必須考慮到，而給以嚴格的限製。
城市生活與徐枋準則的對立，從後幾條看得更清楚。
第四條“毋服時裝”，粗心些，不免誤為徐枋禁子“奇裝異服”，猶如若幹年前曾禁中學生穿喇叭褲之類。其實，“時裝”在此，專指滿人裝束。以滿人裝束為大防的概念，現在當然早就沒有了；不但沒有，某年APEC中國峰會，竟將對襟、盤扣服式，命名為“唐裝”，加諸各國元首之身。而真正的漢服，交領、右衽，廣袖、博帶。此又足為曆史滄桑之一歎。清初有薙發令，但對服式上易漢為滿並無強令，故而我們從那時所繪明遺民真容，仍見他們是明朝裝束。但這究竟是少數，城市裏已開始接受滿服。這是因為，經過薙發令，漢人從風俗上的抗拒心已被化解，頭既已剃，易裝又何在話下？這更顯得薙發令對滿清統治確有綱舉目張之效。正鑒乎此，徐枋對即將入城的孟然，才“反複再四以告誡”。他把用“時裝”所暗指的滿服，斥為“奇邪”，明白告以禁絕的原因：“況今之所為時服者……汝祖以不服此而殞身，汝父以服此而廢棄，而汝獨可以汗其身乎？”你爺爺即因不肯著此裝而死，你爸爸即因不肯著此裝而與世隔絕，難道你敢以此汙染自己身體嗎？“此而不遵，則非人矣。我即不知，爾先祖在天之靈亦必陰殛汝也。”話說得非常之重。
第六條“毋遊市肆”，開始便舉孟子的例子：“孟夫子以亞聖之德，然幼誌未定，鄰屠酤則習屠酤之事，鄰學宮乃為俎豆之容，而況於中下之童蒙乎？”市井駁雜，最易染人；有亞聖之德，尚因之移性，而況普通人？“屠酤”是隱喻，並不真指殺豬賣酒，而言“市肆”之汙濁。汙濁何在？當然是異族統治的現實。山高皇帝遠，“山野”與“市肆”的本質不同，在於製度疏密。城市是高密度的政治空間，置身其內，久之就會適應，被它同化。徐枋最擔心兒子入了城市，慢慢對異族統治習慣成自然。“我今與汝約，除入山省我之外，歲不過二三出，即至親尊長歲不過一二出，無徘徊於街巷，無來往於市肆，鍵戶一室，如在深山，經年累月，足不窺戶，乃我子也。”指望孟然“大隱隱於市”。
第七條“毋預宴會”，第九條“毋通交際”，問題相關聯。赴宴、交際，都涉及禮儀。現代中國，禮儀早廢，晚近尤甚，如今宴集晤聚，行跡無拘，狂呼縱語，東倒西歪。從前不可以，有身份的人家自幼教以禮儀，使舉手投足、音容笑貌皆有度，而後乃可待人接物。徐枋禁止孟然置身宴會和交友場合，基於兩點。第一，乙酉國難時，孟然年方五歲，徐枋因決意與世絕，早就放棄對孩子的禮儀教習：“我自遭世變，決誌終隱，世間禮數都已廢絕，故汝年十八而登降揖讓、周旋折旋之禮蒙然不知也。設大會賓朋，稱觴為壽，他家子弟進退可觀，而汝獨形容木僵，舉止生疏，不獨見笑賓朋，亦且取嘲僮仆。”第二，舊禮蒙然不知尚在其次，重要的是萬萬不可學會“新禮”。交往頻密即是入世，入世則必學當世交際之禮。“交際之禮，所從來久矣。然此為世人言之也，若隱居避世則不然。阮籍曰：‘禮豈為我輩設？’”借阮籍之口，以義不入清的明遺民為“我輩”，“禮”當然指滿清習俗。那為入世者而設，“我輩”隱者用不著它，或者說，隱居避世題中之義之一，就是終身不習滿俗。“故我十三年以來片紙不通於人間，一縷不入於吾室”，“汝今雖寄跡城市，然終當繼父之誌，從父之隱，若冒昧入世，非我子也。”後來徐枋師母逝世，徐枋自己不入城市，隻好派孟然為代表前往吊唁。為此，專門致信好友葛瑞五，請他督導孟然：“惟吾兄敦古人之誼，教以隅坐隨行之禮，勿作世法，則感荷無量。”[21]所謂“世法”，即隨世而變的一套禮節，其中必然夾雜滿人習俗，徐枋絕不欲其子有染。
以上對孟然的告誡，正好供我們了解徐枋何以“不入城市”。這些方麵都很實際，如欲回避、不沾，辦法隻有不踏進城市一步。曾有世交，憂其安危，寫信勸他回城：
空山不可久居，鄉村多盜，剽掠之患，其小者也。近來匿影山阿者多不測之禍，維鬥、臥子、公旦、彥林無辜慘戮，大可畏也。況妒賢之人此間不少，不以忠節仰慕，轉以立節萋菲，每聞其言，不勝浩歎。倘有讒毀，做成機穽，誰能挽回？深為大兄慮之。今日之計，速速回城，與二哥同居，兄弟相依，和光混欲，可以亂處，可以避禍。[22]
清初，隱逸者往往有反清嫌疑。楊廷樞（維鬥）就是在隱居地搜出罹難。鑒於這情勢，朋友覺得人言可畏，萬一有人饒舌，以此談議徐枋，後果難料。徐枋見書作複，除申明父親“長為農夫”遺言非遵不可，也談了自己個性方麵的原因：
性本忤俗，未克三緘，即深自悔艾，而遇一時人，聞一時事，則當機輒發，嚼齒穿齦，不可複遏，以轉喉觸諱之人而欲周旋於箝語防口之世，一不可合也……來而不往，疵釁更生，即欲強事奔趨，而木強麵目猝不能改，二不可合也。世綱日密，新法愈奇，而枋祖臘非王，衣冠猶舊，幸與樵牧為伍，略能自繇，一入城市，動皆桎梏，而必罹不測，三不可合也。[23]
認為自己第一口無遮攔，第二不肯趨奉，第三拒改衣冠，如此，斷不宜城內生活。這樣的人，到了城市，“則世人視之將同怪鳥，跡之所至，矰繳隨之”，等於送死。既然進城是禍、不進城也是禍，而“遁荒則禍遲而或可免，入城則禍速而必無幸，均一禍也，何必去遲而就速乎？”
借《誡子書》，而輔以這封信，我們對徐枋的不入城市，乃有比道德、人格之類較不空洞或更具體的了解與解釋。
五
然而問題在於生存。
當時徐汧囑以“長為農夫”，認為徐枋不出仕仍可生存，某種意義上是因為有家族田產。
徐家有地六頃[24]，闔族共有，稱“義田”：“先人創立義田，均潤同宗”，“十七年來，食租則闔族成丁”。[25]據以知，國變後頭十七年，徐枋可從田租中分得一些維持生活。但這來源到辛醜年（1661）戛然而止。原因是，這年正月二十九日，甫繼位的康熙皇帝下達奏銷令，指責“直隸各省錢糧拖欠甚多，完解甚少”。[26]東南逋逃嚴重，實因賦稅太重。康熙為製伏江南士族，厲行追逋。竟下令“十年並征”，要將十年來拖欠的一並征繳，很快釀成血雨腥風的“奏銷”、“哭廟”之案，“江南奏銷案起，紳士絓黜籍者萬餘人，被逮者亦三千人。”[27]由此，東南一帶頗以地多為憂、以田產為累，急於脫手而爭相賤賣。
這情形，徐汧哪裏能料？然而父親死後不久，曾有人以先見之明悄悄指點徐枋“將來田必為累”，他並未引起警覺，而“堅執以先人遺澤，豈敢輕毀”。如今，事實果如人言：“詎意年來錢糧幹係如許重大，豪裏罣誤則身受戮辱，家以破碎……展轉思之，不寒而栗，俱非世外隱居之人所宜以身為嚐試者也。”乃於是年秋致信闔族，建議“逐分剖田”，“在闔族仍享義田應得之利，而在枋則無戶役非常之害”，急欲擺脫賦役陰影。[28]徐枋與這六頃田產的具體關係，資料不詳，然揣《與闔族書》“枋雖不肖，仰遵先誌，守而勿失，亦十七年如一日也。”似乎他在其間是個主事的角色。現在他想通過分田，由闔族分擔責任。但這建議，族內不但反應冷淡，事實上還想把逋賦之責全推在他一人身上。羅振常就徐枋遺墨《與吳修之書》所作說明稱：
事急，先生弟貫時及族人獨諉為先生所欠，先生乃為逋犯，輾轉逃匿，倖免於禍。此與吳修之書當在初逃亡後，其時必遭公文逮捕，須對簿公堂，不得已攜眷逃匿。書中“種種橫逆，種種構陷”與夫“避訟”雲雲，明指此事。[29]
情況之危急，也可從當時寫給友人的求援信看到：“今又為弟侄官逋之累，非死則辱”，“一家八口，盡在危地”，因此產生逃亡念頭，“卜隱苕霅之間，埋名避世，便當與吳門絕”，請求為他提供托身之地：“未知執事能以伯通之廡假我否？必絕遠城市，可以棲托，數椽足矣。”[30]求援似乎無果，徐枋不得不在茫無去處情況下逃離金墅，竄伏山林、寺院，開始四年逋賦生涯。逃時，“舉家孑身而出，僅存一隨身單布衣，一衣之外，蕩然靡有一存。”[31]顯然從這時起，他完全失去生活來源。先前《誡子書》談及這六頃田地，還說：“我意守此汗萊，上足以供祭祀，下足以給饔飡，迨汝曹之長成，各授百畝，以為衣食之資。”[32]現在可算“破產”，淪為一無所有的流浪者。所以，說起徐枋徹底隱居，不全是思想方麵的發展，實有奏銷令這一直接原因，否則金墅十二年那種狀況也許會持續下去。
徐枋真的需要“自食其力”了。然而，能做些什麼呢？我讀過的明遺民事跡，有的靠砍柴賣柴謀生，有的靠小手藝。比如巢鳴盛，“種匏瓜用以製器，香爐瓶盒之類，款致精密，價等金玉。”[33]徐枋大概沒有這些本事。本來對他最合適的，或是像黃宗羲那樣，做西席、辦書院，收徒授學、指導製藝，但他對此誓不肯為，連自己兒子都禁止，又怎會教別人？
幸好，他是一位繪畫天才。自幼能畫，“仆作畫三十年，而賣畫未及數載。”[34]如果他是在奏銷令後即約康熙元年其四十一歲開始賣畫，推算起來，“作畫三十年”起點大概相當於五六歲的時候，可謂神童。其之畫作，當時已享譽甚高，如今更乃拍賣之奇貨、藏家之珍穎。他凡事謙抑，獨對己畫不掩自得，一次談其《鄧尉畫冊》：“寫景命意，頗極筆墨之致，自謂不讓古人，見者亦驚歎絕倒。”[35]黃宗羲曾歎“其畫神品”。[36]他後來生計，依他自己概括隻有兩條：“傭書賣畫，典衣損食”[37]，一靠出售書法畫作，二靠賣衣縮食。黃宗羲說：“蘇州好事者哀其窮困，月為一會，次第出銀，買其畫。以此度日而已。”[38]佩服他誌節的人，每月聚集一次，共同出資買畫，有“義買”的意味。又傳有故事：
豢一驢甚馴，通人意，日用間有所需，則以所作書畫卷置簏於驢背驅之。驢獨行及城閫而止，不闌出一步，見者爭趣之曰：“高士驢至矣。”亟取卷，以日用所需物如其指，備而納諸簏以為常。[39]
羅振玉以事異乎常識，斥為“市井無稽之談”。倒也未必。“老馬識途”確實是有的，動物不一定如人想的那般低能。
然而，傭書賣畫，僅不致餓死罷了。如今畫家是好職業，稍有名聲，可致優裕，幾百年前恐不其然。尤其徐枋的賣畫，“態度”又很不好——除非作而以贈切近朋友者，他拒絕屬名。換言之，他的屬名之作非賣品，公開出售的卻都不屬名。還有，他賣畫不肯見麵交易（故有上述驢載畫至城邊隨人自取故事），凡欲麵請，一概謝絕。當時有個王生，屢次強求徐枋屬名，且以為誘以金錢即可讓徐枋改變態度，徐枋大戚：
仆之傭書賣畫，豈得已哉？仆之傭書賣畫，實即古人之捆履織席，聊以苟全，非敢以此稍通世路之一線也。而足下每每強仆以書字，毋乃與仆之初心大刺謬乎？況仆之不書字，亦正以苟全也。心之精微，口不能言，豈易一二為足下道哉？乃仆辭之甚苦，而足下猶必絮言其人若何品行，若何家世，不妨為書字。噫，何足下之難曉如是乎？豈仆之有所揀擇，簡傲而雲然乎？噫，亦謬甚矣。仆嚐謂索仆書畫而必強仆以書字，亦猶於茹素之人而必強進以魚肉，既已謬矣，及其堅辭，而猶盛言魚肉之可食，不更大謬乎？承委種種，並厚幣，一一完璧。鄙人硜硜，苟非吾意，雖千金所不欲也。[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