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同誌積幾十年的經驗和習慣，不敢獨立思考，隻想依賴文件。有人說，最好中央每年下個一號文件，一號文件管一年。但是，偌大一個中國並沒有統一的經濟文化水準，各地情況千差萬別，發展極不平衡。
蘇樺在他的文章裏論證道：多層次的生產力水平決定了各種經濟成分的存在——國營的、集體的和個體的。社會主義不止是一個模式，中國式現代化也不止是一條路子，必須發展多種經濟成分，實行多種經營方式，調動各方麵的積極因素。
已經是安慶市委書記的蘇樺，在1980年組織待業青年在一些圍牆上打洞辦小商店。五年來商店零售額增長四十五倍，人均工資增長百分之四十四，而這個圍牆打洞就是窗口經濟的萌芽。蘇樺認為集體經濟不是一種過渡，而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的組成部分。
如果翻閱蘇樺發表在報刊上的一篇篇經濟論文或是他的經濟方麵的著作，不能不驚訝他對理論的濃厚的興趣。也許，他是看到我們的經濟建設挫折太多，想尋求一點規律，不僅知其然，也要知其所以然。他1982年開始任省領導直到1985年任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每天早晨五點半起來讀書。晚上十一點又在讀書，不僅讀書，而且批書。讀過的書上寫滿了他的批語。難怪他在50年代讀的《士敏土》，到80年代中期還記得這部蘇聯小說的情節。難怪他酷愛和搞經濟、搞理論的同誌們作長夜談。1985年他走上安徽大學經濟係的講台，給大學生講課。1984年省裏給幹部檢查身體時，醫生看著他的腦電圖，驚訝地發現這位六十多歲的老同誌的頭中，依然有一個年輕人的大腦。
醫生沒有看到的是，蘇樺不僅有一個不會衰老的腦子，更有一顆不會衰老的心。不衰老就是不衰退。蘇樺出國四次沒帶回一個機，到各縣考察，明明有胃病也常吃冷飯、冷菜，不願麻煩別人，雖然，他告別縣裏的同誌鑽進小車後，就吐了……蘇樺承認商品屬性而不沾染消極屬性。改革的今天需要蘇樺這樣的幹部。
當然，個人的作用和影響力總是有限的。五四時期的風雲人物、主辦《新青年》、提出科學與民主口號的陳獨秀，早已長眠在安慶郊外。科學與民主的口號，今天仍在重提，仍然需要重提！一個蒙蒙雨天，我順著安慶郊外一條滿目垃圾的路，走向野草叢中的孤寂的陳獨秀之墓。墓邊長滿荒草。墓碑上有一朵枯萎了的野花。墓後扔著一隻殘破的花圈。墓碑後麵刻著幾行字：
陳獨秀，一八七〇年四月二十四日生於安慶，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七曰卒於江津，一九四七年遷回安慶與高夫人合葬於此。
這是碑文的全部。沒有評價。
這是任何一個普通百姓都可以擁有的碑文。
由此我想到，我們活著的人，誰也不必去追求永恒。因為沒有永恒。更不必去追求永恒的待遇或是永恒的崇敬。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崇敬對象。每個時代都選擇它需要的人物。
兒童經濟學
商品在經濟命脈中具有的活血和造血的功能，是不可替代的。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在抗日戰爭時期——在國家的危難時期，就非常清楚地看到了這一點。抗日根據地裏建立了具有社會主義因素的合作經濟，發展了個體經濟和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光是延安，1938年時有商店二百二十家，1939年時為二百四十六家，1940年時為二百八十家，1943年時為四百五十五家，1944年已增加到四百七十三家。
是的，革命不是騰雲駕霧，革命永遠是和群眾的經濟利益連在一起的。當年打土豪、分田地的時候，打土豪不也是為了分田地嗎？
但是後來，我們勝利了，成為執政黨了，頭腦就不夠冷靜了。1958年，一個躍進就躍到共產主義的童話中，以為我們有可以變出一切財寶的魔杖，以為從此可以徹底擺脫商品經濟這個怪物。當時宣傳說：人民公社實行的供給製，開始帶有共產主義的按需分配原則的萌芽。實際上是不要經濟核算，隻要大鍋飯、平均化。結果是減產、饑荒、死。政治的杠杆被經濟杠杆折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