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種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關係還給人自己。
——馬克思
入話篇
1985年11月，我獲得一個可靠的情報：孫超和港商丘英中在深圳北國風味大酒樓的402房間。我急急地走進402，伹是屋裏已經隻剩丘英中一個人了。
孫超呢？我無望地看著那兩張空空的單人床。一張筍人床好像扔著一團毛巾被，不，我是說毛巾被下好像團著一個人。人小得都快沒了。這小得快沒了的人突地坐了起來。是他！
他一下就醒過來了。我是說：一下！孫超特冇的風采一下就回到他的臉上。連個過渡都沒有。大概拍成慢鏡頭都看不出什麼過程。臉依然菇精瘦的，隻有眼睛是胖的。
眼睛自然是腫的。夜晚不睡，隻靠淩晨或談判間隙的零星睡眠法，愣把他那張具冇古希臘雕塑美的臉給糟蹋了。他要為他每天熬夜吞進的尼古丁付出代價的。
孫超向我走來，幾步之間人已經民卨，氣度不凡。隻是他不知道該跟我說些什麼。我到了，他隻好見，如是而已。
他實在不像一個常規的公司總經理。更何況他搞民間外貿，他在國外和香港有穩固的業務往來的客商就有一百六十多家。
其中一個客商，便是香港太利物產公司經理丘英中。1984年5月，一列慢車從合肥開往上海，硬座車廂擠得像上下班時的公共汽車。車廂過道裏，孫超和&英中背靠背席地而坐。一人啃著一條雞腿。這是安慶郵電局幹部孫超第一次做出口生意。外貿行情時漲時落，一個時間差就可能把一個企業拋上或擲下。孫、丘二人買了站票就上這趟長達二十四小時的慢車。
這個1984年5月還坐在慢車過道裏前途未卜的孫超，到1985年底創彙就超過一丁？萬美元。到1986年2月，世界四大糧商之一的美國大陸穀物有限公司通過一位港商終於見到了來去無蹤的孫超。為了這難得的一麵，美方給了這位港商一萬五千港幣的酬金。
我在1985年底的《十月》雜誌上發表了報告文學《經濟和人》。其中有兩章寫孫超公司。標題就叫《孫超現象》。
寫經濟改革的報告文學，有時就像打擦邊球：既要為改革呐喊，寫出改單之艱辛，又希望別因此而給所寫的搞改革的人物招來更大的災難。
一個星期過去了，沒有出什麼事。
兩個星期過去了，沒有出什麼事。
我想，應該放下心來了。
可我沒有想到，一位有相當權力的人看了《經濟和人》以後，說：老子要是不把孫超搞倒，誓不為人。
風險篇
其實，並沒有一個孫超公司。
孫超原是一個二十四級幹部，常有越級動腦子的越軌行為，不合相安無事的傳統價值觀。安慶郵電局抽他出來專門去安排局係統的待業青年。從此孫超倒可以自由安排自己動腦子的天地了。
創新意識往往來自與眾不同的人。
1983年5月，孫超帶著一批待業青年辦起了公司。僅僅三年，該公司在安慶、北京、天津、哈爾濱、合肥、武漢、廣州、深圳、香港等地，生出了十三個分公司、六個工廠、車隊和二十一個商店。更不用說分布在東北的二多個發貨點。公司全稱：安慶市供銷服務總公司。這個公司，既沒有國家的投資，也沒有單位的集資，是一文不名的孫超幹起來的。公司是孫超的。公司是一個有充分自主權的經濟法人。所以他們稱之為孫超公司。
但——是——
外商和港商為什麼這麼願意和孫超做生意？
孫超為什麼能在這麼短的時間裏搞到這麼多的貨源，打開這麼多的關鈐？
這兩個問題，可能給孫超公司帶來兩種結果——宣傳或是傳訊。
我急急地走向孫超的北京分公司一華安電子技術開發公司。1986年初春的寒氣，逼得我整個身子直往羽絨衣裏縮。早上八點來鍾我走進華安。孫超呢？他不是五點半就從沈陽趕到北京了嗎？這不，桌上有一張扔掉的沈陽站的站台票。又是上車補票站到北京的。哦，他正背對著我站在屋角的煤爐旁烤手呢。
那皺巴巴的、久不洗熨的西服。西服裏邊是件一看就是妻子溫暖的手編織的老式毛衣。不過襯衫的領子又一望便知是沒有妻子照管的男人的衣領。一身可憐的裝束，滿臉缺覺的黃色，卻絲毫沒有失敗者的晦氣。
我想和孫超說話。可是華安的經理湯士祥一直在窗旁接長途。孫超到哪裏，公司各地的電話就跟到哪裏。更何況現在是非常時期。清晨已經來了十幾個長途：大連、肇東、舒蘭、香港、赤峰……湯士祥還是沒法撂下話筒。
話筒長在湯十祥手上了？哪裏？我要兒個長途！加急的！你是延吉嗎？塘沽嗎？蘇傳樹上新港賓館了？房間號多少？喂，賬號已經給了，錢明天上午彙出！大豆油的色澤、折光指數、比重都要一級的。長春嗎？是我。車皮已經孫超被關的消息早已不脛而走。這兩天，孫超公司南北方麵的客戶，就有七十來人湧向華安。孫超到底還在不在？孫超要是給抓了，你們公司用什麼錢來付貨款？嗬，孫超在這裏！沒被隔離？
檢查人員在哈爾濱宣布孫超被隔離的那個2月7日，安慶市領導正在鼓勵孫超大膽工作，穩步發展呢。
2月7日那天，孫超怎麼會想到他這頭被鼓勵，那頭被隔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