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年輕的時候看過一部保加利亞的電影，叫《當我們年輕的時候》，反法西斯的。現在，當我不再年輕的時候，看見了又一部可以取名為《當我們年輕的時候》的特大寬銀幕電影。這電影是反什麼的？天賜上海人一個可以乘涼、可以戀愛、可以幹一切可以幹的事的外灘。當然，是反封建的——明目張膽地戀愛！本來麼，既然家裏沒有房子，就順理成章地一對挨著一對地談戀愛。既然沒有戀愛場所，就自己解放自己，創造戀愛的上海模式——兩對戀人共享一條長凳。
上海人真聰明。
聰明才智用在小地方上，就變成了小聰明。
小聰明多了，大聰明就少了。
大聰明需要有大智大勇的大氣候。譬如——改革大業，觀念的大變革。
聰明的上海人會聰明又聰明的。
祝福你，我親愛的上海！
一片陋房裏像變法術似的變出了一個個驚喜的百姓：這不是江市長嗎？
回北京後我才從報上知道，江澤民市長出國了。那麼，我給他的信還能收到嗎？
文章寫到這裏，收到上海來信——江市長收到信了。他7月6日把信批轉上海市房管局，要求提出解決辦法，7月16和市房管局局長和總工程師一起到南市岡政府，商議解決棚戶區問題的方案，當即拍板。16日下午他走進棚戶區，走訪尋常百姓家。尤其細察了複興東路464弄的住房問題。好了，太好了！這裏的百姓們沒有白念叨江市長！他們還完全不曾意識到中國的住房製度將要大改革。住在如此陳舊的房子裏的人，就難怪他們還是按陳舊的思路考慮問題——切都得依靠清官，而不是首先取決於體製。
不過，任何體製下，清官也是至關重要的。政治體製的改革，至為重要的一條，就是使我們的體製能促使越來越多的清官走領導崗位，走進尋常百姓家。這不，江澤民市長走去看望我前邊提及的462號甲的葉娥娣老太太，她去蘇州墳的時候，房子塌了。她從蘇州回來，江市長來看她了：老太太，你真額角頭（上海話，幸運），幸虧你去上墳，不然全都要壓在裏麵了！江市長！又一位居民高月娥握住市長的手：江市長，你來了，我真太高興了！我家裏隻有六平方！江澤民市長握著她的手：你的情況我都知道了！你放心吧！
是的，這些危房、陋房不久將得到改造，不過江澤民市長自還是不放心——這裏的群眾是否能安全渡過目前的台風季節？
江市長！這一片陋房裏像變法術似的變出了一個個驚喜的百姓：這不是江市長嗎？
常州——應變
有人給市長寫信：你們想把國家的困難轉嫁給工人嗎？
勢如大江東去。堪稱千古風流的蘇東坡，曾十一次到常州，方有緣在常州之說。清代詩人袁枚感歎常州多文人，詩曰：常州星象聚文昌。文化的發展往往是經濟發展的派生。常州地處長江三角州西部，從隋唐開始成為經濟要地，從唐代之後的宋代開始，就成為文化要地北宋大觀三年，一科三百名進士，常州獨占五十三名！封建社會的中國，經濟和文化的發展又都依仗君王，君王說了算。所幸常州自唐代以來，頗有幾位如王安石、歐陽東鳳等膽識過人的執政官。1680年，江南巡撫的奏折中尚有：江南財賦甲下天下，蘇、鬆、常、鎮課額尤冠於江南的記載。至1840年鴉片戰爭前夕，錢莊、典當和各種商行在常州競相出籠，在封建主義的汪洋大海中冒出了資本主義的氣泡。到1867年，馬克思在倫敦疾書：我們不僅苦於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而且苦於資本主義生產的不發展。現在的社會不是堅實的結晶體，而是一個能夠變化並且經常處於變化過程中的機體。
又過了將近一百二十年，常州作為中國經濟體製改革的綜合試點城市，成為應變能力日增的有機體。1983年1月37日，常州試行補貼出售住宅。中國人已經習慣地把住宅當作社會主義給予自己的福利待遇，不享受白不享受。縣裏有的住房太大，寧可用一間空房養雞。因為房租太不足道。如此，居民肯自己掏錢買房嗎？市房管局對七百多戶居民作了調查，又開了座談會。青年不讚成，因為工資低。中年不讚成，因為負擔重。更有人給市長寫信：你們想把國家的負擔轉嫁給工人嗎？我們堅決反對補貼出售住宅！工人好容易有了一點錢，你們就叫我們自己買房。你們要注意後果！
如此，首批出售的一百五十八套住房麵前，橫著商品經濟不發達帶來的消費心理障礙。房子能賣出去嗎？
1月27日拂曉，黑乎乎、冷颼颼的街上，有一個形單影隻的中年人在奔跑。自然不是趕著去上班，沒有這麼早的。也不可能是作晨跑——帶著皮帽、穿著大衣。清秀的臉，清純、和善的眼睛，有著鹿一般的神情。常州市房管局副局長郭文新，昨晚翻來翻去地就想：到底有沒有人買房？與其躺在床上急得睡不著，不如直奔補貼出售住宅辦公室去看個明白。當然，去得也太早了，還沒開始辦公呢？寒冬臘月的誰會摸黑起來買房？怎麼？這裏站著幾十個人幹嗎？同誌，你們是幹嗎的？我們是買房的。買房？為什麼起這麼早？我們怕買不到。唉呀，不是早就說清楚了嗎，這次出售住宅有十天時間吧，早登記晚登記是一樣的。這麼冷的天，你們回去吃過早飯再來吧。同誌，不管你怎麼說，我們不會回去的。早一點登記了心裏踏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