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不長工資的時候，大家也不想房子。工資提高了，生活水平提高了，才會想到房子。生活科副科長許杏英開口不凡。她短短的燙發，一身和皮膚一個色的衣服，越發地顯得福態。1983年加了工資，住房問題立刻突出了。問題是，像原先那樣工廠自己造房子，影響生產。征地、找料，都要四處磕頭！現在房屋開發公司造房子，再賣給我們。我們補貼出售給職工。就是現在企業的負擔太重。我們今年的生產速度增長，產量增加，但是效益反而降低了。為什麼？因為成本太高。棉花去年一擔一百七十二元。今年要一百八十七元。一擔增加十五元。我們一年要買五十多萬擔，光這一項就要增加成本一百多萬元！我們一年還有三十多萬的福利費。住房、集體宿舍、托兒所、澡堂、綠化、職工住院費，全得花錢。怎麼夠？五十年代的債，文革欠下的債，都要我們今天來還！補貼出售住宅，今年、明年我們要補貼給職工的錢，隻好全部靠貸款。我們的福利赤字是幾十萬！貸款，就要六厘六的利息！我們廠去年上交利稅一千七百八十丘萬元。廠長能把廠維持到現在，是夠偉大的了！我們紡織廠的活苦，年輕人不願意當紡織工人。住房問題解決得好，直接關係到招工問題。所以我們還是要買房子！
買——呀！馮彩娣廠長來了。深藍的襯衫袖子一直捋到胳臂肘以上，露著細瘦的臂。齊耳短發，白淨麵孔，亮得和年齡不相稱的大眼睛。一坐下，文靜而有派頭。一開口，嗓門大且抑揚頓挫，好似在給全廠作報告呢。後來我才知道，她是擋車工出身。這種車間裏隻有喊話才能讓對方接收到你的聲音。
馮彩娣說，一搞補貼售房，她桌上的結婚證又雪片般地匕來——都想夠上買房條件。剛才她來不了，也是職工為了房子問題找她。她講起那兩個職工的情況，極生動的。馮廠長是老中層提上來的！許杏英向我解釋。是麼，要不她那麼清楚工人的甘苦？老中層，即老中層千部。在馮彩娣身上，也可理解為老忠臣吧——我又想起廠裏那偉大的托兒所和渺小的廠長室。怪不得國棉一廠能下大力氣、大本錢來解決住房問題。
在公房房租還未改革、還等於一包煙的情況下，都是什麼樣的人傾其所有或各處借債來買房呢？
舒觀林，教育科裏搞技術培訓的。突起的鼻子，鼓起的臉腮，大概新的生存空間給他帶來了新的自信。原先他家四口人一間房，生煤球爐、打井水。常州的井奇多。夏日的井邊，便是搶水的奇觀。舒觀林當時在車間當工人，三點半下班，從兩點半開始思想就飛往家裏了。小煤球爐不易封，不知熄火了沒有？尤其是，不知井台那兒擠成什麼樣？上班前忙著封爐子什麼的，緊張。下班後忙著搶水，也緊張。十幾隻各式水桶爭著往井裏塞，吊桶撞吊桶，豈止是七上八下。1981年，廠裏分給他兩間房，煤氣自來水都有了，房租一月才八元。但是這幾年收入一直在漲，一男一女兩個品種的孩子也一直在長。1986年他打報告要求再買一套小戶。好把已經退休的父母接來，和他這個獨生子一起住。
職工心情好了，生產就上去了，生產上去了，福利費才能提高，才能為職工解決更多的住房。許杏英插話。
王金坤，鍛工。讓他講講，他笑的比說的多。無聲的憨笑。嘴角便像菱角似的彎起，淳厚、知足。四十七歲的人，一頭草蓬似的白發，一件洗得發白的上衣。他也說不清自己到底有幾年不長工資，隻好朝我一笑。別人幫他說，他1962年到1979年沒長過工資，一直拿三十八點六元。那時住一間九平米的舊房，三口人加一隻煤爐，夏天牆壁燙手，簡直可以往牆上貼餅子！到1983年他拿五級工的工資了——到底是多少錢？他又說不上了。七十六元！旁人提醒他。他花了二千五百多元買了廠裏補貼出售的住房。
他是為了攢錢，頭發都白了！要住得好點，隻好嘴裏省點。
然而他極滿足地笑著。嘴角像菱角。
劉鈴，1966屆高中生，1975年才從農村插隊回來，在廠托兒所當老師。一笑一臉曲曲彎彎的細紋，記載著她坎坎坷坷的青春。她覺得她一直在吃房子的苦。插隊第一天，讓她住一個連牛都不住的草棚。正逢大雨，大雨大漏，她往坑坑窪窪的泥地上擺了十幾隻盆盆罐罐的都沒用。這一夜，雨水伴著淚水流。婚後住在婆家樓上的閣樓裏，隻能放一張床。愛人不在家，婆、姑和她睡一床，愛人一冋來，婆、姑擠到樓下睡。房大心寬，房小心窄，本來和婆家關係極好的，到底空間狹小摩擦多，摩擦多了會起火。分開過！她閣樓門口一平米不到的樓梯口上，竟放了三隻煤球爐——各燒各的飯了。
買了一間半的補貼出售房，婆媳關係和好如初。
這種補貼出售，職工出的錢太少。但是對於長年沒住房、剛剛長了工資的人們，不啻是一種應急措施。對於國家和企業，總比全部分房強，總可以回收一部分資金。國棉一廠出售三幢六千九百四十一平方米的住房，凹收個人資金二十四點五九萬元。又可重新建造一幢職工住宅。我們現在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種補貼出售，或者可以叫住宅商品化的初級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