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份求學的熱切與執著，至今仍讓自己思之動容。我的敘述冗長而乏味，可其間我有過怎樣的掙紮和努力，有過多少的眼淚和心碎，有誰可以體味？
我十六歲用稿費賺取零花錢，十八歲便踏人社會，自己賺錢養活自己。和哥哥、姐姐相比，我的自立的確更早一些。但是，沒能進入正規的大學學習，接受係統全麵的大學教育，這一直是我心裏一個極大的遺憾。
以文憑論，我是家裏唯一的“白丁”。雖然十九歲時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績考上了當地電視大學，又以第一名的成績畢業，但一來電大聽起來總有點理不直氣不壯，二來當時是非脫產學習，每天晚上授課，不曾體會到豐富多彩的校園生活，終是一個遺憾！
十七歲之前，考一所理想的大學是父母對我最高的期許，也是自己奮鬥的唯一目標。沒想到，由於父親的病錯過了高考，上大學竟成了一個美麗的、難以企及的夢！為了求學，我像飛蛾撲火，一次次撲向大學校園——那溫暖光明的所在，卻又一次次受到現實世界的阻撓，心不甘情不願地回到原地。求學夢因為無法實現而愈加璀璨明亮，以至於我像邊遠山區的失學兒童，在夢裏幾乎都要大喊失聲：我要上學！我要讀書！
在當地的十多年，我一直孜孜不倦地做著求學夢，以堂吉訶德般傻乎乎的執著，一次次頑強地向風車發起進攻。其中光是關於“北京廣播學院”的夢就做過四回。然而，不管我如何努力，卻總是與廣院擦肩而過，也許注定我是與廣院無緣的，就像注定我是與電視無緣一樣。然而，那一份求學的熱切與執著，至今仍讓自己思之動容。剛剛進入電視行當，聽說“北京廣播學院”這座電視人的最高學府，便心向往之，我一定要爭取到廣院去讀書！
1992年，恰逢北京廣播學院播音係到貴州招生，我聞之伴然心動。
時年二十歲的我，以年紀論考大學是正當年，很多應屆畢業生比我還大呢！但是，由於當時我已進人電視台任職節目主持人，最主要的，是有了男朋友，從身份上說，似乎已是成年人，考大學就顯得有些名不正言不順了。可是，我無法遏製自己的求學夢，終於編造了一個借口，偷偷摸摸地跑到貴陽考試去了！
考點設在貴州電視台。由於采取行動晚了一些，我到達貴陽時初試早已結束，程序業已進入複試階段。我急得冷汗直冒，苦苦哀求電視台的兩位考官網開一麵。當時我一下火車就直奔考場，背著個沉重的大包，一副風塵仆仆的模樣，臉上又是汗又是灰，而且眼見馬上就要流下淚來，著實狼狽得很，考官不禁惻隱之心大發，恩準我初試複試一起進行，於是，我讀了兩篇散文，兩篇新聞，便順利通過複試，進入到第三輪考試一即興演講。
當時年輕沒經曆過大場麵，又無人點撥指導，我各方麵準備都不足，首先沒帶什麼錢，好在有個女同學在貴陽，我就厚著臉皮借住在她家，免費吃喝住，總算解決一大難題。最可笑的是我連換洗衣服竟也未帶一套，考了一星期的試，從初試、複試、即興演講到最後的錄像，我竟然一套衣服撐到底，當真邋遢得很。然而，饒是如此，我竟然還是通過了層層關卡，成為三名通過專業考試的考生之一！
我高興壞了！光輝燦爛的大學夢金燦燦地在眼前招搖！至於文化考試根本不在話下，我相信自己的智商，這種考試不過小菜一碟！要知道當時藝術院校的考分要比普通大學低很多。
記得那天下午在電視台辦公室召開會議，老師正在交代我們體檢及文化考試的相關事宜，突然，有人敲開房門，說：“哪位是汪洋？有電話找！”天哪！得意忘形的我，竟然忘了家裏還有一個“緊箍咒”呢！我倉促地跳起身來往外走，隻聽得老師不滿地嘀咕：“怎麼回事兒？電話怎麼打到這兒來了？”我低頭斂氣，羞愧不已。
果然，電話是我男朋友打來的，嗅覺靈敏的他終於探聽到廣院來貴州招生的消息，輾轉通過他貴州台同學的關係把電話打到了這裏！
回家之後，他大發雷霆，堅決不同意我去讀書，他的理論是，我這一走，北京的花花世界還不吃了我，兩個人的事豈不就黃了？於是，爭來爭去，是否去讀書的問題演變成戀愛是否還要繼續的問題。
這場風波為我和他日後曠日持久的拉鋸戰揭開了帷幕。每次都是以我要外出讀書工作開始，以我向他妥協收場，如此周而複始，長達十年！
時光到了1994年，我已經二十二歲，自以為大學夢已經褪色。但是，我終於爭取到一個到北京廣播學院播音係短期培訓一個月的機會，由於時間短暫，他也算是同意了。到了學校後我才知道，原來廣院除應屆畢業生外，還針對已參加工作的播音員開設了“幹部大專班”，學製兩年。我多年的求學夢再次無可遏製地燃燒起來！
一個月的短訓結束後，我回到家鄉積極準備參加幹專班的考試，他卻積極著手裝修新房，到了春天，婚事萬事俱備，剛滿二十三歲的我無可奈何地成為新嫁娘，求學夢隻得再次擱淺。
由於我屢次想離開當地，每次又都不可避免地涉及“分手”的問題，盡管最後都是以我的妥協告終，卻仍給他造成極大傷害，曾經融洽的感情變得有了裂痕，尤其婚後感情的熱度更開始直線下降，兩個人的關係越來越僵，不禁讓我後悔當初為感情所放棄的前程，加之領導的偏見讓我工作很不順心、不得誌，更加待得窩火又憋氣。曾經我還前往四川電視台參加麵向全國的主持人考試，一千多人報考，我是六個被錄取者之一，當然最後依然由於他生生死死的表演而告吹，但我想自己既已具備至少是省電視台主持人的能力，何苦非要待在這家電視台受窩囊氣？所以，外出求學的念頭一直縈繞心頭，揮之不去。
1996年，我終於爭取到去北京廣播學院進修一年的機會。
這次讀書是經過了艱苦卓絕的鬥爭和長久的周旋換來的，我頂著與他決裂的風險毅然成行，壓力之大，可想而知。
首先是經濟的壓力。從準備到北京讀書開始，我就省吃儉用，把每一分錢節約下來做學費，可當時的收人實在太低了，攢了一兩年也不過攢了一兩萬元錢。沒見過世麵的我還滿心以為是一筆“巨款”呢，沒想到學費一下子交去了一萬兩千元，“巨款”眼看就所剩無幾了！我緊緊地捂著口袋，就像迂腐寒酸的孔乙已，五指叉開梧住茴香豆碟子，顫巍巍地吟誦：“多乎哉？不多也！”我腦海中不斷浮現出自己饑寒交加倒斃街頭的情景，緊張得手腳冰涼！
然後是生活上的不適應。當時學生宿舍條件很艱苦（有條件好的可住不起），六個人擠一間不足十平方米的小宿舍，一層樓共用一個廁所，經常汙水橫流，公用澡堂熱瞞像鉸子下鍋，飯菜也清湯寡水。
最可怕的是，學習遠不象我想象的那般順利，那般有收獲。
這座學院，有人稱為“聲音打磨機”，不同音色、不同口音、不同說話習慣的各色人等從這裏出去後，從聲音到語氣到節奏，全都變得一模一樣，毫無二致。這就叫“專業”和“標準”！
第一天上課，老師說我們這毛病那毛病，挑了一大堆，每個人都瞠目結舌，一時在老師麵前不敢開口說話。尤其是我，一直因為普通話不夠“標準”而備受打擊的。我天真地幻想，如今進了這座學院，就等於進了語言的“革命大溶爐”，隻要認真地跟隨老師練習，我就會被打磨掉所有的“毛病”，我的聲音就會變成邢質斌或李瑞英（那是大多數播音員心中的偶像和學習的目標）。
為此，我兢兢業業，一絲不苟地勤學苦練，妄圖把每一個音都發得像機器那樣標準，妄圖把音色立即“磨”成李瑞英。
每天清晨，天還蒙蒙亮，我就拿了練習材料四處練聲（因為沒有固定練聲場所，總是被驅來趕去），咿咿咿、啊啊啊，盡管不明所以，仍堅持喊完半個小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