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裏路雲和月。
追尋父親的足跡
大江南北，走訪了十二個大城，我的旅程正是在追尋父親當年曆史的足跡。
父親白崇禧將軍半生戎馬，十八歲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參加“廣西學生軍敢死隊”北上武漢聲援武昌起義，三十五歲率領第四集團軍，一馬當先，直驅北京城，推倒北洋政府，最後完成北伐。抗日戰爭八年，父親出任副總參謀長，重要戰爭，無役不與：“台兒莊大捷”“昆侖關大捷”“武漢保衛戰”“桂柳會戰”。“國共交戰”期間，任國防部長、華中“剿總”司令，父親與林彪從東北四平街交手，後來在武漢再度交鋒，直到父親退守廣西，與林彪部隊戰至最後一兵一卒。
然而父親的曆史，長年來在兩岸一直未獲公平的論述與評價，甚至時常還遭到扭曲。自從一九九四年退休以來，我便著手搜集資料，訪問有關人士，預備替父親寫傳，呈現父親真實的一生，於是便有二〇一二年《父親與民國》以及二〇一四年《止痛療傷——白崇禧將軍與二二八》兩部傳記的出版。這兩部書都由中國大陸、香港和台灣三家出版社同步發行。
《父親與民國》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搶先於三月出版。這部書在大陸立刻引起相當大的關注，尤其其中有關“北伐”“抗戰”“國共交戰”數百幅照片，在大陸首次露麵，新聞界十分好奇。兩年間，我受到各地的邀請，展開了我八千裏路巡回演講，追尋父親足跡的旅程。
二〇一二年我的行程：北京—南京—武漢—桂林—重慶—廣州—上海—杭州。翌年二〇一三，我去了西安，隔一年，去了東北：沈陽—四平—長春，最後返回北京。這兩年，由北到南，由西到東，跑遍了中國大陸幾個重要大城，而這幾個城市跟父親的戎馬生涯息息相關。我馬不停蹄穿梭於這些城市，向熱切的聽眾講解父親的生平曆史之際，同時也在追蹤父親當年在各個城市留下的身影及事跡。
北京
二〇一二年四月二十一日，我終於在北京舉辦了《父親與民國》的新書發表會。這部書能夠在大陸出版是破天荒的一件事，其間曾經過一年多千山萬水的波折，幸而到岸。發表會開始地點也頗難找，後來終於找到政協禮堂附設華寶齋書院，這是一間布置古雅的所在，有書香氣息。發表會下午兩點鍾開始，會場早坐滿了各種媒體記者，報紙雜誌、電視廣播、網站，大概有三十多家，一些老朋友也到了場，作家章詒和、社科院文學所黎湘萍教授，還有北大、北師大一些文史教授。會上我講述了《父親與民國》成書的來龍去脈，更放映了一段父親過世追悼會的紀錄片，其中有蔣介石赴殯儀館行禮獻花的鏡頭，父親的喪禮按陸軍一級上將“國葬”的儀式，文武百官都到齊了，相當隆重，這是大陸媒體記者最感興趣的影視資料。等到會後記者群訪，他們搶著問的一個問題就是：海峽兩岸一直傳聞白崇禧是蔣介石下令特務毒死的，是否是真？我借著這個機會把一直以來流傳著的一個謠言嚴正澄清。緣由是一位被國民黨情治機關開除的特務穀正文捏造故事：蔣介石派特務酒中下毒，殺害父親，並且派遣護士間諜下手雲雲，情節極為荒謬。第二天好幾家大報的標題竟是“白崇禧不是被蔣介石毒死的”。
我的一番澄清，引來大陸媒體強烈反應，後來台灣的媒體，也做了同樣的回響。出版社後來計算了一下，登載有關《父親與民國》的報道，在大陸超過一百家媒體。於是自新書發布會開始，《父親與民國》這部書的影響力，從北京開始慢慢輻射出去。
父親與北京這座城市有幾段特殊因緣。一九二八年六月八日，父親以北伐東路軍前敵總指揮名義，率領國民革命軍第四集團軍長驅直入北京城，六月四日安國軍大元帥張作霖撤出北京，在皇姑屯被日本關東軍炸死。“北京（平）政府”群龍無首，國民革命軍進城，北京人民夾道歡迎。經過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後，中國人民，尤其是知識階層，渴望一個現代國家的誕生，北洋政府的腐敗作風，不符人民的要求，當時北京人民對充滿朝氣理想的國民革命軍是抱有很大期望的。至於父親領軍進北京，則是他戎馬生涯中第一座高峰，也可能是他最高的一座，完成北伐，父親才三十五歲，正是意氣風發的一位青年將領，六月十一日記者訪問：
“廣西軍隊進北京，乃曆史上向所未有之事，公意如何？”
白君滿麵笑容，狀至愉快，曰：“太平天國時，兩廣軍嚐一度進抵天津，至於進北京，誠哉其為破天荒也。”
可以想象得到當年父親馬上英姿、顧盼自雄的神態。他在故宮門前拍了一張照片，那座門上的橫匾竟刻著“崇禧門”三個大字，暗合了父親的名字，好像北京城歡迎這位白馬將軍的到來。北京這座古城經曆金、元、明、清、民國北洋政府，做過八百多年的首都，人文薈萃，民國初年的新式學堂多集中在北京。六月二十六日，父親應邀到北平女師大演講：國民革命與世界革命。女師大的學生都是“五四”時期新女性的精英階層，父親的演講主題在鼓勵婦女經濟獨立，進學參政，加入國民革命，父親這一番鼓勵女權運動的話，大概女師大的新女性都聽得進去的。接著父親又到清華大學做了一次演講，由羅家倫校長邀請。父親領著國民革命軍最後完成北伐，一時成了萬人瞻仰的英雄。當時父親年輕氣盛，不懂收斂，鋒芒太露，因而功高震主。同時廣西軍隊勢力高漲，蔣介石感到威脅，終於發動“蔣桂戰爭”，國民革命軍，兄弟鬩牆，國民黨失去統一中國的黃金機會，埋下了最後覆亡的惡因。父親被通緝並革去黨籍，連夜倉皇離開平津，坐船潛回廣西。北伐父親立了大功，可是一夕間從巔峰跌到穀底，經曆了事業上第一次大起大落。
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經過十六年，父親又回到了北京，十月十日，父親以抗日軍事委員會副總參謀長的身份代表中央參加了北京日軍受降典禮，在北京故宮太和殿廣場舉行，由孫連仲將軍主持大典。那是北京城內萬眾歡騰的一個日子，自從盧溝橋事變，北京城及其人民飽受日軍蹂躪的痛苦，八年後終於撥雲見日，父親與北京民眾都分享了勝利狂歡的一刻。
父親最後一次到北京是一九四七年二月，時任國防部長，到華北視察，國共已經開打，北方戰雲密布，父親到北京會見北平行轅主任李宗仁，商討華北防衛問題。
北京是座千年古都，曆盡滄桑，看過多少朝代的來來去去，英雄們的起起落落。父親每次到北京，也總在曆史大轉折的一刻。
南京
二○一二年四月二十三日，我們從北京坐五小時高鐵到達南京。第二天，在先鋒書店有一場大型演講及簽書會，先鋒書店在南京大學附近，原為停車場，改建成一家規模龐大的書店。那天演講，以“父親與民國”為題，外麵下雨還湧進來千多聽眾，以年輕人為多，大概有不少學生。章詒和替我站台開場介紹，她寫了一篇文章評介《父親與民國》：“將軍空老玉門關，讀書人一聲長歎。”詒和對父親的曆史有感而發，所以文章寫得深刻蒼涼。我在書店演講了兩個小時，放映多張父親各階段的照片，講父親的曆史也就等於講民國史，父親的一生可說是民國史的一個縮影。在台上，我感受得到南京聽眾的熱切與好奇。大概因為南京曾為民國政府的首都，南京人民對民國人物、民國曆史自然有一份好奇。演講完畢開始簽書，足足簽了三個鍾頭，近千本，書店裏我的書賣得精光，我也沒有想到南京會有我這麼多的讀者。
第二天四月二十四日，才是這次南京行的重頭戲：“白崇禧與近代中國”研討會，由南京大學中華民國史研究中心與南京中國近代史遺址博物館共同舉辦。這是突破性的一次研討會，這是第一次在中國大陸以父親的曆史為主題所開的研討會，也是第一次以國民黨高級將領為主正麵客觀的學術會議。而且主辦單位為南大民國史研究中心，這是中國大陸研究民國史最有權威的學術機構，開會的地點就在博物館，也就是民國政府時期的總統府，一個充滿曆史意義的所在，再往上溯，南京總統府就是太平天國的天王府。現在博物館的陳列，大致還原民國時期的麵貌，蔣介石辦公室的擺設還是保持原樣。因為這個研討會不比尋常，主辦單位特別謹慎低調，原則上不歡迎媒體采訪，會議在總統府大禮堂召開，由南大中華民國史研究中心主任張憲文教授主持，南大教授有不少位，資深教授有申曉雲、劉俊、張生，江蘇省黨校李繼鋒教授、南京師範大學經盛鴻教授等。
我看看大禮堂的環境，感到很眼熟。《父親與民國》裏有一張照片，是一九四六年七月一日，蔣介石就在這個禮堂裏授予父親國防部長印信時所攝，而六十六年後我卻在同一個地點，參加“白崇禧與近代中國”研討會，我突然感到父親本人沒有機會再回到南京，但他在天之靈卻指引我替他完成了這趟南京之旅。
會中學者們發言相當客觀中肯，對父親抗日戰爭的功勞也做了肯定，這些年來對待民國史漸漸放開尺度，往史實靠攏，我們這個會議才有可能召開。會中論到大陸一貫流行稱呼民國時期地方軍事領袖為“軍閥”，父親也一直被稱為“桂係軍閥”，我提出抗議，我說“軍閥”是指擁有地方軍隊的首領，其勢力僅及於地方，其利益目標也限於地方及個人。可是父親參加武昌起義、完成北伐、抗戰八年，都是全國性為保衛全民族而戰，而且父親麾下指揮的不僅是桂軍，也包括中央軍及其他軍隊，他絕對不是一個地方“軍閥”，他大部分的時間都在中央政府任職。開會的同時，在博物館南京總統府做了一次相當規模的照片展，有一百幅，都是從《父親與民國》上擷取下來的，排列起來，圖說了父親一生。這些照片在大陸都是頭一次露麵，所以引起民眾強烈的好奇，展覽室就在總統府一進門的左側，位置醒目，展期長達三個月，博物館一天七八百人進出，父親這個照片展的觀眾必定不在少數。《父親與民國》這本書的影響，從南京也逐漸散布出去了。
第二天，我在東南大學做了一次演講，東南大學前身是中央大學，蔣介石是校長。我在演講時，提到抗日戰爭，父親提出重要戰略：“積小勝為大勝，以空間換時間”，以遊擊戰輔助正規戰，與日軍做持久戰。講到這裏，台下學生紛紛交頭接耳：持久戰是毛主席提倡的。我說毛澤東也提出了持久戰的理論，父親提出可能早一些，兩人大概各自表述。
南京城是一座曆經十一朝的千年古都，因為國民政府曾在南京建都，父親與南京的關係當然也就比較密切了。一九二七年國民革命軍進入南京，同時國民黨內部發生了“寧漢分裂”的危機，蔣介石被迫下野，孫傳芳軍隊乘機進逼南京，父親自上海替革命軍募款，返回南京路上，發現有孫傳芳部隊蠢動，父親當機立斷，馬上成立臨時指揮所，指揮中央第一軍在南京近郊龍潭與孫軍激戰六晝夜，終於徹底擊潰孫軍，扭轉乾坤，“龍潭之役”乃北伐史上最關鍵的一仗。行政院長譚延闓在南京設宴招待有功將領，即席寫下對聯贈予父親：
指揮能事回天地
學語小兒知姓名
一九三七年抗戰軍興，蔣介石號召全國抗日，父親首先響應，八月四日父親第一個飛南京，北伐十年後父親再度到南京，這是中華民族抵抗外族入侵生死存亡的一刻。父親被任為副總參謀長，負責規劃抗日戰略之重任，展開八年烽火連天、肝腦塗地、中國人民死亡三千萬人的慘烈戰爭。父親抵達南京第二天，日本報紙頭條登出：
戰神蒞臨南京，中日大戰不可避免。
“八一三”淞滬會戰國軍英勇犧牲十五萬，不敵日軍優勢炮火，終於撤退。日軍進逼南京，蔣介石召開南京保衛會議，父親及國軍高級將領如李宗仁等，皆主張放棄南京，宣布為不設防城市，因為國軍新敗之餘，來不及整軍補充，南京無險可據，防守困難。蔣介石未采納，認為南京乃國府首都不能放棄，唐生智自告奮勇守城，父親陪唐巡視周遭防禦工事，那天天氣寒冷落雪，父親看見唐身體虛弱，滿麵病容，還是父親代他爬上山察視。日軍破城，唐生智棄城而逃，日軍屠城，三十萬軍民慘遭殘害。南京這座千年古城的人民，遭罹了有史以來震驚中外的最殘酷的一次災難——“南京大屠殺”。
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父親帶領我們全家飛回南京，第一件事便是去中山陵謁陵，我們都跟著父親爬上那三百級石階，穿過“天下為公”的牌樓，父親在告慰國父孫中山在天之靈：八年苦戰，終於把日寇驅走，還都南京。
武漢
二○一二年四月二十七日，我們坐高鐵抵武漢。一九四八年底，母親率領我們全家從南京坐船沿長江到武漢與父親會合，那是國共交戰已到最後階段，京滬不穩，我們開始又在逃難了。武漢冬天酷寒，我記得父親漢口“剿總”司令部裏，樹上的老鷹被凍得墜落地上。我們坐火輪從漢口渡到武昌，滾滾長江，濁浪此起彼伏。武漢從古到今都是兵家必爭之地，父親時任華中“剿總”司令坐鎮武漢，嚴陣以待，與林彪軍隊即將有一場生死惡鬥。六十四年後，我攜帶《父親與民國》再度到武漢，長江大橋已經橫跨在武昌與漢口，天旋地轉，武漢變成了一座千萬人口到處高樓大廈的現代都市。
我在武漢崇文書城開講座簽書，並到華中農業大學演講《父親與民國》，聽眾上千，反應強烈。武漢是辛亥革命的發祥地，抗戰時又當過國民政府的行都，武漢的民眾對民國史以及父親的生平，熱切好奇，也是很自然的了。
父親一生的事業的確與這座有“中國的心髒”之稱的戰略古城息息相關。一九一一年武昌起義拉開了辛亥革命的序幕。父親那年十八歲，參加了“廣西學生軍敢死隊”，北上武漢，聲援革命。參加武昌起義，父親見證並參與了中華民國的誕生。從此，他的命運與民國的興亡便緊緊綁在一起了。
一九三八年，南京陷落後國民政府遷都到武漢，日軍大舉進攻武漢，父親代理李宗仁，指揮第五戰區軍隊與日軍展開近五個月的武漢保衛戰。這場戰役，激烈迂回，雙方死亡慘重，但爭取了時間，讓國民政府得以從容遷往陪都重慶。
一九四八年，十年後，父親又回到武漢，蔣介石派遣父親就任華中“剿總”司令。國共交戰已到了對決階段，最後決定國共勝敗的“徐蚌會戰”（淮海戰役），即將登場。本來此役定由父親指揮，父親提出戰略計劃：“守江必先守淮”，指揮中心設在蚌埠，五省聯防，由華中統一指揮。
蔣介石將戰區一分為二，華東歸劉峙指揮，在徐州另設立“剿總”。父親警告：“華中指揮權分裂，此役必敗無疑。”後此戰果然國軍大敗，損失六十萬軍隊。
翌年，林彪四野大軍破關南下，進逼武漢。此時林彪四野已經發展成百萬大軍，又剛剛打勝遼沈戰役，士氣高昂，父親武漢守軍不足三十萬，而且國軍經此前一役軍心瀕臨崩潰。父親與林彪再度交手，已居劣勢，被迫撤離武漢，轉戰湖南廣西，與林彪打至最後一兵一卒。
父親在武漢見證了民國的誕生，最後也在這個城目睹了民國的衰落。
桂林
第二輪巡回演講，首站是桂林，回到父親的家鄉。二○一二年五月二十二日在桂林召開了“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廣西建設”研討會，開會的地點就在榕湖賓館，那原是我們在桂林的故居，後改成高檔賓館，但老房子還在，那是抗戰後新起的，原來那幢洋房，一九四四年日軍攻打桂林，炸掉了。
與會的人都下榻榕湖賓館，我每次回桂林，都差不多住在榕湖老家。一九四九年國共交戰接近尾聲，父親與桂軍將領就是在榕湖家中開的緊急會議，李宗仁、黃紹竑、李品仙都到了，會議決定戰和，父親極力主張戰到底，後來果然父親與林彪戰到最後，是國民黨軍隊最後撤離大陸的一支。六十三年後，我跟一批曆史學者又來到榕湖，開會研討三十年代廣西建設——那是父親最得意的政績，把廣西建設成“三民主義模範省”。參加會議的學者有台灣來的楊維真、張力，南京大學的申曉雲、北京社科院的黎湘萍，還有幾位廣西當地的學者。研討會足足開了一整天，在廣西，這也是首次創舉。一九九三年廣西政協本來要在南寧召開一個討論父親曆史的會議，學者們的論文都寫好了，不料會議被臨時取消，我白跑了一趟廣西，不過在桂林倒吃足了日思夜想的桂林米粉。
一九四四年是抗戰後期極為艱辛的一年，日軍攻打廣西，父親負責指揮桂柳會戰，保衛桂林。廣西子弟兵保衛家鄉，打得十分英勇慘烈，但軍力人數遠遠不敵日軍，將士犧牲慘重，師長闞維雍自戕，八百多守軍最後退入七星岩作殊死戰，日軍用毒氣並火燒，八百官兵全體殉國，是廣西版的“八百壯士”，桂林陷落。
二〇一二年，六十八年後，重返桂林母校中山小學，與學生合唱老校歌。
我們全家以及親戚八十餘口，由母親率領，搭上最後一班火車逃離桂林，桂林城烽煙四起，一片火海。那是桂林這座古城有史以來最大的一次浩劫，整座城毀之一炬。
五月二十四日，我在廣西師範大學王城校區做了一場演講，聽眾來了千餘人，在桂林、在自己的家鄉，向廣西子弟講父親的生平、講廣西的曆史，我有一種迫切感，因為現在年輕一輩的廣西子弟對三十年代的廣西不一定熟悉，至於對父親一生的事跡，恐怕也是陌生的了。但我感受得到聽眾的熱情，他們有求知的渴望，很想知道那段曆史。
後來我看到廣西師範大學的建校史，廣西師大本來是廣西師專，原來是三十年代父親在廣西主政時創校的，父親身為軍人，但最注重教育，在他的大力支持下，在廣西以及在其他省裏，創辦過大、中、小各級學校。在他的故鄉臨桂縣，他出資辦過一所東山小學，現在還存在，是為了鄉下孩子讀書辦的。我在桂林念過中山小學，這所紀念孫中山的小學，校史上記載，創辦人赫然是白崇禧，這是我最近才發覺的。我回去參觀小學母校，居然校歌都沒有改，我跟小學生們一起唱：
我敬中山先生
我愛中山學校
重慶
二○一二年五月二十六日我們到了重慶。我是在一九四四年頭一次到達重慶的，那是為了抗戰逃難。這次回去，中間隔了六十八年，重慶完全變了一個新城市。抗戰時期的陪都重慶是一座山城，到哪裏都要爬坡，我們住在李子壩，在半山腰，每次回家好像總有爬不完的階坡，我的記憶中，重慶是一座泥色的城，長江的支流嘉陵江是泥黃色的，山坡大多是土坡，到處黃塵滾滾，連冬天的霧好像也帶有土色。可是新重慶的綠化做得非常好，街道兩旁綠樹成蔭，因為到處鋪柏油馬路，可以坐車上山，山坡好像也消失了，加上四處矗立的摩天大樓，大重慶變成有四千萬人口的直轄市。新舊重慶是兩個城市、兩個世界、兩個世紀。抗戰時期的重慶，是個悲情城市，日機不分晝夜轟炸，防空洞裏悶死上千人，但重慶亦是當時中國的精神堡壘，是由這個黃泥城發布出去的作戰命令，拚死抵擋住日軍凶殘的侵略。
父親戰時任副總參謀長兼軍訓部長，軍訓部設在重慶近郊璧山，為了躲避日機空襲，璧山有一個溫泉，叫西溫泉，父親與錢大鈞將軍共同創辦了一間西溫泉中小學，給政府公務員子弟就學，一方麵躲避日軍轟炸，父親公餘，常帶我們到學校的溫泉遊泳池遊泳，我就是在西溫泉學會遊泳的，那年我六歲。
在重慶我作了兩場演講，一場在重慶圖書館，另一場在西西弗書店。重慶圖書館設備周詳，特別為父親作了一個資料展覽，父親有關軍事方麵的著作、演講稿等等，不少早已絕版的書籍，重慶圖書館保存得相當好，到底重慶抗戰時期是國民政府的陪都，還有不少國府留下的痕跡。我的演講，觀眾踴躍，重慶人的記憶裏並沒有忘記抗戰，我講到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那天晚上，我跟家人正在院子裏吃西瓜，突然間收音機傳來廣播員的聲音：日本投降了！廣播員自己先興奮得哽咽起來，我永遠不會忘記那廣播員顫抖的聲音，頃刻間，整個重慶城響徹了爆竹聲，足足響了一夜，那晚沒有人能睡得著，講到這裏，我自己的聲音也拉高了，下麵的觀眾跟著激動起來。抗戰時期四川人民的貢獻很大。
廣州
二○一二年六月，我從台北再出發到廣州，十九及二十一日我在方所書店及中山大學有兩場演講，兩場聽眾都有上千人。一九四九年夏天我們全家從武漢坐粵漢鐵路到達了廣州，那時國共交戰已近尾聲，局勢十分緊張，我們暫住在新亞酒店，酒店都塞滿了南下的人群，“壞消息”一天比一天多，但我居然還在培正小學讀了幾天書。不久，我們又開始整行李，預備逃難了，我們坐船從廣州到香港，我在船上睡了一晚，睜開眼睛，已到了香港油麻地碼頭，這一離開要等三十九年後，才能重返大陸。我出生於七七事變那一年，童年與少年，就經過兩次天翻地覆的變化，可謂生於憂患。
廣州是近代中國的革命基地，辛亥革命後，北洋政府有袁世凱稱帝以及一連串北洋軍閥奪權動亂，孫中山在廣州設立政府，預備北伐。一九二三年，父親在廣州晉見孫中山，父親曾參加辛亥革命武昌起義，深受《三民主義》《建國大綱》等孫中山著作的啟發，投身革命，那次在廣州會見孫中山先生，父親受到極大精神上的鼓勵，終其一生，一直堅定信仰三民主義，從事民國建設。
一九二六年，蔣介石組織國民革命軍，力邀父親擔任參謀長，整軍北伐，七月誓師，從廣州出發。那是父親軍旅生涯中第一個要職，廣州可以說是他一生事業的發祥地，由廣州率軍一直打到山海關，最後完成北伐。父親就任國民革命軍參謀長，時年三十三歲。
我在中山大學老禮堂演講“父親與民國”，當年孫中山在中山大學演講，就在那個禮堂。
上海
二○一二年六月二十二日，我們從廣州飛上海，在民生美術館有一場演講，也有上千聽眾。我幼年時在上海住過近三年的時間，目睹到老上海最後一霎時的繁華。一九八七年，三十九年後我重返上海，晚上飛機降落，下麵一片漆黑，上海還未曾從“文革”中恢複過來，元氣大傷，連路燈都是暗淡的。誰也沒有料到，在短短的二十來年內，上海一個翻身，變成了世界級的大都會，成千上百的高樓大廈，到處是五光十色的霓虹燈，把這座城市的曆史傷痕都掩蓋住了。走在車水馬龍的淮海路（老霞飛路）上，絕對不會意識到這個城曾經曆過“一·二八”“八一三”日軍的炮火。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盧溝橋事變，全麵抗戰開始，“八一三”淞滬會戰更是抗戰的序幕：此役父親以副總參謀長的身份擔重任往上海視察，冒著猛烈的炮火，父親銜命穿梭上海各個戰區，協調各指揮官。“八一三”戰況慘烈，六十萬國軍犧牲重大，三個月十五萬官兵英烈陣亡。父親曾向蔣介石建議，日軍軍備占壓倒性優勢，國軍正麵迎敵，犧牲太大，應該見好就收，撤離上海，保存實力，做持久戰。父親指揮部署戰役，一向以戰略取勝，往往能以少擊眾，以弱抵強，父親建議未被蔣介石采納，頭一仗，國軍便損失了大量精英部隊。
抗戰勝利後，父親出任國防部長，在南京就職，我們兄弟姐妹多在上海讀書，父親很少到上海，可是一九四八年四月，父親突然從南京到上海，而且還待了幾個星期，他帶我們上國際飯店吃西餐，到虹橋療養院去檢查身體，又受黃紹竑之邀，到他的上海公館赴宴，席間還有上海的名伶李薔華兩姊妹唱京戲，娛樂嘉賓，李薔華是有名的程派青衣。父親一向忙於公事，很少有閑情消遣，那次在上海完全不理公務，相當反常。後來我研究他的曆史，才發覺他那次逗留上海，原來是因為在國共交戰關鍵時刻，他與蔣介石之間發生戰略意見的衝突，而避走上海的。
一九四八年初，國府行憲，選正副總統，李宗仁違反蔣介石的意思，競選副總統，勝出後，中央與桂係嫌隙再起，父親被調離，出任華中“剿總”司令，駐蹕武漢。共產黨軍隊南下，局勢緊張，本來父親以為保衛首都南京一戰當由華中“剿總”負責指揮，父親乃向蔣介石提出“守江必守淮”的大戰略，將指揮部設在蚌埠據淮河而守。華中“剿總”統一指揮，五省聯防，可是蔣介石在宣布父親出任華中“剿總”司令時，突然下令將華中一分為二，華東由劉峙指揮，在徐州另設一“剿總”。父親大為震驚，向蔣直言“華中指揮權不統一，此役必敗”。同時父親避走上海，托病不肯就任，因為父親知道如此安排，將招大敗。父親以避不就任進諫，希望蔣能改變心意，後來果然不幸被父親言中，“徐蚌會戰”國軍大敗，六十萬大軍毀於一旦，國民黨失去政權。
我們當時看不出其實父親為了國事憂心忡忡，那時在上海，他內心一定十分沉重，而且複雜。蔣介石最後派了黃紹竑到上海，把父親勸回南京就職。那晚黃紹竑設宴，是在勸說父親。
杭州
二〇一二年年底十二月十九日我們赴杭州，二十日在《錢塘晚報》報告廳作了一場演講，聽眾也來了六七百人。杭州是我最喜歡的城市之一，一九八七年，我第一次重返大陸，便與大導演謝晉同遊杭州，在煙雨蒙蒙的西湖遊艇上，我跟謝晉達成協議拍攝改自我的小說《謫仙記》的電影《最後的貴族》。
一九二七年國民革命軍北伐正進行得如火如荼，一月，父親被任命為東路軍前敵總指揮，揮戈攻打浙江，二月，父親指揮中央第一軍幾個師直取杭州，二月十八日，第一軍第一師薛嶽占領杭州，孫傳芳軍隊敗退，十九日，父親進入杭州城。北伐下一站便是上海。
一九四六年抗戰勝利第二年春，應杭州市長周象賢之邀，父親攜母親到杭州一遊，此時幹戈暫歇，父親難得遊山玩水，在西湖上與母親兩人留下多幅照片，那恐怕是長年來，父親感到最輕鬆的一刻，不旋踵，“漁陽鼙鼓動地來”，國共交戰，從東北開打，父親又得匆匆上陣去了。
二〇一二年自從《父親與民國》出版以來，一年間我從北京開始，巡回七個大城，演講、座談、受訪、研討會議，將一段曆史還原其真相。我在各個大學或者書店演講的時候，我發覺年輕的觀眾，對父親的生平、民國的曆史，都有一股強烈的好奇心，他們對民國史的來龍去脈未必有很清楚的概念，但他們渴望了解，當年到底發生過什麼事情，父親在民國史的地位到底如何評價。
西安
次年，二〇一三年三月二十七日，我跟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的人員一齊飛到西安，這是我向往已久的文化古都，周、秦、漢、隋、唐十三朝建都於此。二十八日，除了秦墓、碑林，這些必看的古跡外，我特別想參觀西安的古寺，下午黃昏，我們車子經過城南的興教寺，本來興教寺並未排在當天的行程上，因為聽聞興教寺內有唐玄奘的靈骨塔，所以我們停車拜訪。我們一行，還有跟隨拍攝我的紀錄片的目宿攝製組。
寺內一位法師來接待我們，大概看見我們大隊人馬，還有攝影機，不知我們動機如何，滿麵狐疑，我向他打聽興教寺的曆史，他也支吾以對，他好像心事重重，完全不像一般知客僧對訪客的親切。
二〇一三年，於西安興教寺與法師共讀功德碑，上刻“白崇禧二千洋”。
玄奘墓塔興建於唐高宗總章二年（六六九年），是一個五層的靈骨塔，旁邊還有玄奘兩位弟子窺基和圓測的墓塔，合稱慈恩三塔，興教寺因玄奘塔而成為佛教名勝。法師引導我們看完玄奘靈骨塔後，帶領我們參觀大雄寶殿，殿前有一塊功德碑，石碑上有幾處裂痕，“文革”“破四舊”把這塊碑打裂成數截，當時住持常明法師偷偷將碎塊埋藏起來，“文革”後才挖出重新拚湊。原來興教寺在民國時重建，碑上記敘此事，並刻上捐款人姓名，有蔣介石、於右任、馬鴻逵等人，我湊近仔細一看，上麵赫然有“白崇禧二千元”的字樣，我驚奇得叫出了聲，父親是虔誠的回教（伊斯蘭教舊稱）徒，沒想到他會捐款修佛教寺廟，但父親非常重視文化古跡，大概因為興教寺是唐三藏靈骨塔所在。他珍惜文物，覺得應該保護。
回想起來，那天參訪興教寺純屬偶然，冥冥中好像是父親引導我去那間他曾經捐款重建的寺廟，為保存那塊佛教淨土，盡了一份心力。
西安的回民人口有七八萬之多，有一條“回民街”，全國著名的大清真寺便在化覺巷裏。大清真寺建於唐天寶年間，其間經曆各代修葺，現存的建築是明清時期的風格，中國樓式的建築群，規模宏大壯麗。清真寺接待我的教友興奮地告訴我，抗戰時期，父親到西安，來到大清真寺參觀，當時接待父親的，就是他的爺爺。父親為大清真寺題字的匾額，現在還保存著。一九三八年父親在漢口成立“中國回教協會”，號召全國回民抗日，提出“十萬回民十萬兵”的口號。當年父親到西安就是要鼓勵西安的回民參加抗日。迄今西安的回民提到父親，還充滿敬意。
三月二十九日，我在西北大學做了一場演講，講《父親與民國》。
東北
又隔一年，二〇一四年六月十一日，我終於到了東北，頭一站是沈陽。從前在地理書上講到東北：一望無際的原始森林，小豐滿水力發電廠，“東北三寶”人參、貂皮、烏拉草。對這個號稱“中國生命線”的地區產生無限憧憬。當然還有痛心的回憶，“九一八”沈陽事件，一九三一年日軍侵略中國，東北淪陷。但這次去東北主要的原因，是我的宿願：要從沈陽到長春這段中長路上走一遭，因為一九四六年，第一次“四平會戰”（四平保衛戰），父親奉命到東北督戰，走的就是這條路線。
抗戰甫勝利國共兩黨的軍隊便開始爭奪淪陷區了，東北首當其衝，解放軍方麵由林彪率軍，羅榮桓、黃克誠等各部水陸兼程向東北挺進，同時彭真、陳雲、張聞天等亦一一進入東北。東北的戰略位置、經濟物資等其重要性全國首屈一指，向來為兵家必爭之地。國民黨軍隊亦精銳盡出，盡屬蔣介石的“天子門生”的王牌軍由杜聿明統領：新一軍（孫立人）、新六軍（廖耀湘）、七十一軍（陳明仁），全是美式配備機械化的部隊。兩軍對東北都有必得之心，因為國、共兩方麵都知道誰先拿下東北，便會贏得這場戰爭。
解放軍先抵東北，並有蘇聯暗助，開頭占有優勢，並占領東北北部，長春、永吉這些大城盡在解放軍手中。五六月間，兩軍在中長路上重鎮四平街，展開國共內戰第一次大規模陣地戰，雙方各十萬軍隊，一個月間戰況拉鋸膠著，蔣介石在南京，受美國派遣特使馬歇爾催迫停戰的壓力下，派遣父親以國防部長身份出使東北督戰。
父親對“四平之戰”功虧一簣，引為終身憾恨，每述及此，不禁扼腕頓足。蔣介石後來檢討失去大陸的原因，也把他下的六月六日停戰令，列為首要軍事錯誤。
二〇一四年，攝於吉林四平戰役紀念館。
六月十二日，我在沈陽東北大學作了一場演講。東北大學是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建立的，張學良還當過校長，因為經費充足，校區環境幽美，設備精良，是一個以工科為主的重點大學。那天演講，學生踴躍，我提到我的四嫂趙守偀博士是張學良的外甥女，下麵學生興奮得鼓掌起來，學生們大概對他們的老校長還有仰慕之情，東北人對少帥張學良還相當懷念。
六月十三日，我們便驅車沿中長路開往長春，中途在四平市停留了整個下午，參觀了四平紀念館。四平街當年是遼北省的省會，是中長路上軍事交通重鎮，位於沈陽與長春之間，是兵家必爭之地。從一九四六年三月至一九四八年三月，四平街一地發生四次國共軍隊爭奪戰，當時隻有十萬人口的城市，卻經過四十萬軍隊的拉鋸戰，全城幾乎夷為平地，現在的四平市是從戰爭廢址中重建的一個新城。四平紀念館建得頗具規模，而且完全是現代聲光設備，重現當年戰役實況的立體博物館。
我們離開，已近黃昏，回首四平紀念館，夕陽影裏，深深感到曆史的滄桑，曆史的無情。
長春是東北的一個大城市，是吉林省的政治文化中心。這次我到東北，主要是去追尋當年國共內戰，東北一些戰役如四平戰役、遼沈戰役留下來的曆史遺跡。中國人民銀行長春中心支行位於長春市中心人民大街上，是一棟俄國式大理石外表的建築，國民黨時代原為中央銀行，看起來相當巍峨結實。一九四八年十月，遼沈戰役已臻最後階段，二十三日林彪率領東北人民解放軍破城攻進長春，當時國軍東北“剿總”副司令兼第一兵團司令鄭洞國便是以中央銀行建築為掩體，指揮部隊作戰，最後被迫放下武器，投降被俘，手下第七軍、第六十軍十萬餘人被俘。遼沈戰役，是國軍潰敗，失去大陸的第一塊被推倒的骨牌，國軍損失四十七萬人。
鄭洞國是黃埔第一期，與杜聿明同期同學，皆屬蔣介石中央軍嫡係，抗戰期間，屢建軍功，參加過台兒莊大捷，又赴緬甸，率領遠征軍，是蔣介石的“天子門生”，手下愛將。鄭洞國被俘後的生活，還算禮遇，曾任職水利部，但他拒絕重返東北，大概內心愧疚，不願再麵對長春這座傷心城吧。
中國人民銀行那天照樣開張營業，長春人民也照樣進進出出，真難以想象六十六年前十月二十三日那天，鄭洞國放下武器，從那座巍峨建築，一個人踽踽步行出來那幅淒涼場景。
吉林大學是東北最大的高校，由六所高等院校合並而成，有學生六萬人，是中國的重點名校。二〇一四年六月十四日我在吉林大學做了演講，因為在東北，我的演講側重四平戰役，有些學生並不清楚這一戰役的來龍去脈，因此上千的學生都聽得全神貫注。
北京
最後，我們又回到了北京，二〇一四年六月十八日，在單向街書店做了一次講座，之前在北京人民大學也舉行過一次公開演講。
自從二〇一二年在北京舉行《父親與民國》新書發布會，啟動我“八千裏路”巡回演講，兩年間，從華北到華南，從西北到東北，乘飛機、坐火車，一連走過十二個城市，向千萬個聽眾，多為一些熱切的青年學子，敘說、講解民國那一段被湮沒、被掩蓋的曆史，有時講到激昂處，往往忘我，為了追求曆史真相，忘掉了顧忌，忘掉了身在何處，該講的都講了。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白崇禧攝於台北。
這十二座城市，當年父親的戎馬生涯，都曾留下他的身影、事跡，特別在幾個城裏，如北京、武漢、東北的長春，在曆史興衰的關鍵時刻，父親都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我追隨父親的足跡，經過這些史跡斑斑的古城，遙想父親當年，為了保衛國家，東征西討、鐵馬冰河的辛苦生涯，不禁肅然起敬，為他感到無限驕傲。
《父親與民國》的出版，的確卷起了不小的浪濤，餘波蕩漾，從台灣傳到大陸，然後到達北美。那兩年，北美各大城市的華人團體，也紛紛邀請我去演講，講父親，講民國，從西岸一直講到東岸，一共去了十個城市，展開我在北美的“八千裏路雲和月”：溫哥華、西雅圖、舊金山、聖塔芭芭拉、洛杉磯、聖地亞哥、休斯敦、奧斯汀、紐約、波士頓。
這幾十年來，我一直有一個願望：要為父親，一位身經百戰，曾經叱吒風雲的老將軍，他的曆史做一個比較客觀的評價。《父親與民國》的出版，總算是盡了我為人子的一份心意。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台南鄭成功祠原址重修天壇，父親在匾額上題下“仰不愧天”，這四個字用在父親身上，也十分允當。
父親與民國
像父親那樣鋼鐵堅實的生命，以及他那個大起大落、轟轟烈烈的時代，轉瞬間，竟也煙消雲散成為過去。
父親白崇禧將軍出生於公元一八九三年桂林六塘山尾村，一個回民家庭。祖父誌書公早逝，家道中落，父親幼年在艱苦的環境中奮發勤學，努力向上，很小年紀，便展露了他過人的毅力與機智。一九〇七年，父親考入桂林陸軍小學，這是他一生事業奠基的起點。父親生長在一個革命思潮高漲的狂飆時代，大清帝國全麵崩潰的前夕。桂林陸軍小學正是革命誌士集結的中心。一九〇六年孫中山成立同盟會後，次年便派黃興至桂林發展革命組織，陸小總辦蔡鍔等人鼓吹“推翻滿清，建立民國”，父親深受影響，與同學們紛紛剪去長辮，表示支持。
公元一九一一辛亥年，十月十日晚，武昌新軍工程營的成員發出了第一槍，武昌起義，展開了辛亥革命的序幕。那一槍改變了中國幾千年的帝製曆史，亞洲第一個共和國中華民國誕生了。武昌起義那一槍也改變了父親一生的命運。
武昌起義的消息傳來，廣西人士反應熱烈，組軍北上支援。父親參加了陸軍小學同學組織的“廣西學生軍敢死隊”，共一百二十人隨軍北伐。家中祖母知道父親參加敢死隊的消息，便命父親兩位哥哥到桂林城北門去守候，預備攔截父親，強製回家。誰知父親暗暗將武器裝備托付同學，自己卻輕裝從西門溜了出去，翻山越嶺與大隊會合。那年父親十八歲。踏出桂林西門那一步，他便走出了廣西，投身於滾滾洪流的中華民國曆史長河中。
學生軍敢死隊水陸兼程經湖南北上，父親肩上荷七九步槍一支，腰間綁著一百五十發子彈的彈帶，背著羊氈、水壺、飯盒、雜囊，身負重載，長途行軍，抵達漢陽時，父親與許多敢死隊同學們腳跟早已被草鞋磨破，身上都生了虱子，癢不可當。時清軍據守漢口、漢陽，與武昌方麵的革命軍隔江對峙，廣西北伐軍和學生敢死隊，奉命在漢陽蔡甸到梅花山一帶，配合南軍作戰，威脅敵方側後。一夜，父親被派擔任步哨，時適大雪紛飛，頃刻間父親變成了一個雪人。那是父親第一次上前線，而且參加了一場驚天動地的革命行動，內心熱情沸騰，刺骨寒風竟渾然不覺。那是父親一段刻骨銘心的回憶。親身參加武昌起義，對父親具有重大意義。他見證了中華民國的誕生，由此，對民國始終持有一份牢不可破的革命感情。
辛亥革命成功後，父親考入保定軍校三期，接受完整的軍事教育。父親在保定前後期的同學，日後在國軍中皆任要職。保定畢業，父親與二十多位同學，自願分發到新疆屯邊，效法張騫、班超，立功他鄉，他曾經下功夫研究左宗棠治疆的功績，中國邊防一直是他戰略思想的要點之一。治疆的抱負後因俄國革命交通阻斷，未能實現。一九一七年，父親返回廣西，結識李宗仁、黃紹竑，共同從事統一廣西的大業，時稱“廣西三傑”。
一九二六年，北伐軍興，蔣中正總司令力邀父親出任國民革命軍參謀長，這是父親軍事事業第一個要職。當時北洋軍閥各據一方，中國四分五裂，其中以孫傳芳、吳佩孚勢力最大。中國人民經過辛亥革命、五四運動，革命新思潮高漲，對國民革命軍有高度期望，革命軍遂能以少擊眾，從廣州一路摧枯拉朽打到山海關。那是國軍士氣最旺盛的時刻。北伐是民國史上頭一等大事。
北伐時期，父親立下大功，重要戰役，幾乎無役不與，充分展示他戰略指揮的軍事才能，尤其是一九二七年“龍潭戰役”，關係北伐成敗。時因“寧漢分裂”，蔣中正下野，國民革命軍內部動蕩不穩，孫傳芳大軍反撲，威脅南京，形勢險峻。父親臨危受命，指揮蔣中正嫡係第一軍，與孫傳芳部決戰於南部城郊龍潭，經過六晝夜激戰，不眠不休，終於將孫軍徹底擊潰。行政院長譚延闓在南京設宴招待龍潭戰役有功將領，特書一聯贈予父親：
指揮能事回天地
學語小兒知姓名
一九三九年，父親任桂林行營主任，攝於桂林八桂亭前，座下是愛駒“烏雲蓋雪”。
北伐後期，父親任命東路軍前敵總指揮，率領第四集團軍，揮戈北上。一九二八年六月一日，父親領軍長驅直入北京，受到北京各界盛大歡迎，成為曆史上由華南領兵攻入北京的第一人，天津《大公報》主筆名記者張季鸞在六月十四日發表社論：“廣西軍隊之打到北京，乃中國曆史上破天荒之事。”當年太平天國的兩廣軍隊隻進到天津。父親時年三十五歲，雄姿英發，登上他戎馬生涯的第一座高峰。
父親繼續率部至灤河，收拾張宗昌、褚玉璞殘部，東北張學良易幟，最後完成北伐。
北伐期間，廣西軍屢建奇功，桂係勢力高漲，功高震主，蔣中正決意“削藩”。一九二九年，發生“蔣桂戰爭”，掀起“中原大戰”序幕，中國再度分裂。北伐成功，原為國民黨統一南北，建設中國最佳良機。北伐甫畢，南京開編遣會議，計劃裁軍，父親由北京拍千言長電致國民黨中央，請纓率領第四集團軍至新疆實邊，可惜未受采納。中央派軍攻打廣西，父親等人一度流亡安南。後再潛返廣西，展開兩廣聯盟，與中央對峙。其間父親致力建設廣西，不到七年，廣西由一個貧窮落後的省份一躍而成為全國“三民主義模範省”。一九二三年，父親曾在廣州晉見孫中山先生，受到極大鼓勵。父親對孫中山創作的《三民主義》《建國大綱》《實業計劃》中的建國理想及方針心向往之。建設廣西，如土地改革、“三自”“三寓”地方自治等計劃，可以說都在實踐《三民主義》的精神。胡適等人參觀廣西，大加讚揚。建設廣西，展現了父親的政治抱負及行政才能。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地方將領中，父親第一個飛南京響應蔣中正抗日號召。日本各大報以頭條新聞報道“戰神蒞臨南京，中日大戰不可避免”，廣西與中央對峙因一致對外而暫時化解。
父親出任軍事委員會副總參謀長兼軍訓部長。對日抗戰，父親的貢獻不小：
一九三八年，軍事委員會在行都武漢開“最高軍事會議”，父親提出對日抗戰大戰略：“積小勝為大勝，以空間換時間”，以遊擊戰輔助正規戰，消耗敵人實力做持久戰。日軍軍備遠優於國軍，與日軍正麵作戰，難以製勝，“八一三”上海保衛戰，國軍傷亡二十多萬精兵，犧牲慘重。父親認為應該同時發動敵後遊擊戰術，困擾敵人，不必重視一城一鎮的得失，使敵人局限於點線的占領，將敵軍拖往內地，拉長其補給線，使其陷滯於中國廣大空間，從而由軍事戰發展為政治戰、經濟戰，向敵發動長期總體戰，以求得最後勝利。父親自承抗日戰略思想，是受到俄法戰爭，俄國人拖垮拿破侖軍隊策略的啟發。父親的提議得到蔣中正委員長的采納，並訂為抗日戰爭最高指導原則，對抗戰的戰略方向，有指標性的作用。父親有“小諸葛”之稱，被譽為中國近代傑出軍事戰略家。他的抗日戰略，顯露出他高瞻遠矚的智慧。
抗日期間，父親奔馳沙場，指揮過諸多著名戰役：“徐州會戰——台兒莊大戰（台兒莊大捷）”“武漢保衛戰”“桂南會戰——昆侖關之役”“長沙第一、二、三次會戰”等。其中尤其以一九三八年“台兒莊大戰”至為關鍵。
時首都南京陷落，日軍屠城，國軍節節敗退，全國悲觀氣氛彌漫。台兒莊一役給予日軍迎頭痛擊，被國際媒體稱為日軍近代史上最慘重的一次敗仗。全國人民士氣大振，遂奠下八年全麵抗戰之根基。父親與李宗仁等將領，登時被全國民眾尊為“抗日英雄”。
民國命運，自始多乖，內憂外患，從未停息。抗戰剛勝利，國共戰爭又起，而且不到四年間，國民黨失去了大陸政權。國民黨在大陸的失敗固然原因多重，然父親在他的回憶錄中卻認定軍事失利是導致國民政府全麵崩潰的主因。抗戰後父親出任首屆國防部長，其後又調任華中“剿總”司令，雖然身居要職，但職權受限，並未能充分發揮其戰略長才。國共之戰，國軍在戰略戰術上犯下一連串嚴重錯誤，終至一敗塗地。
首先父親極力反對戰後貿然裁軍，戰爭正在進行，處置不當，動搖軍心。本來國軍部隊有五百萬人，解放軍隻有一百多萬。裁軍後，大批官兵，尤其遊雜部隊，這些八年全麵抗戰曾為國家賣命的士卒，流離失所，眾多倒向解放軍，解放軍軍力因此大增。裁軍計劃由參謀總長陳誠主導，父親的反對意見，未獲高層支持。
一九四八年底至一九四九年初之“徐蚌會戰”，乃國共最後決勝負的一仗。原本蔣中正屬意父親指揮此次戰役。父親時任華中“剿總”司令，北伐抗戰父親在淮北平原這一帶多次交戰，熟悉戰略地形。他向蔣提出戰略方針：“守江必先守淮”，應將軍隊集結於蚌埠，五省聯防，由華中“剿總”統一指揮。未料臨時蔣中正卻將指揮權一分為二，華東歸劉峙指揮，而指揮中心卻設在徐州。徐州四戰之地，易攻難守。父親曾如此警告：“指揮權不統一，戰事必敗。”“徐蚌會戰”開戰前夕，國共兩軍各六十萬，嚴陣對峙，國府高層深感勢態嚴峻，劉峙不足擔當指揮大任，國防部長何應欽、參謀總長顧祝同聯名向蔣中正建議，父親替代劉峙統一指揮。父親飛抵南京開軍事會議，發覺國軍戰略部署全盤錯誤，大軍分布津浦、隴海鐵路兩側，形成“死十字”陣形。父親判斷大戰略錯誤，敗局難以挽回，況且開戰在即，已無時間重新布置六十萬大軍。父親斷然做了一項恐怕是他一生中最艱難的決定：拒絕指揮“徐蚌會戰”。後國軍果然大敗，蔣中正下野，李宗仁出任代總統。蔣、白之間，嫌隙又生。
戰爭末期，林彪率百萬大軍南下，父親率領二十萬部隊與解放軍盤桓周旋，激戰數月，但當時大局已瀕土崩瓦解，國軍士氣幾近崩潰。父親軍隊一路奮勇抵擋，由武漢入湖南，退至廣西，戰至最後一兵一卒，但孤軍終難回天，父親於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三日離開大陸，由南寧飛海口。
父親十八歲參加辛亥革命武昌起義，見證了民國的誕生。北伐軍興，父親率部由廣州打到山海關，最後完成北伐統一中國。抗日戰爭，父親運籌帷幄，決戰疆場，抵抗異族入侵，立下汗馬功勞。國共之戰，父親率部戰至一兵一卒，是戰到最後的一支軍隊。
父親的台灣歲月
疾風知勁草，板蕩識忠臣。難為父親、母親兩位強人，在台灣歲月裏，始終都保持著一份不卑不亢、雍容大度的尊嚴。
台灣對於父親也具有特殊意義。一九四七年，台灣發生“二二八”事件，蔣中正派父親以國防部長名義赴台宣撫善後。父親於三月十七日抵台，停留兩個多星期。當時台灣已遭軍隊鎮壓，人民恐慌，人心惶惶。值此危疑震撼之際，父親首要工作在於止痛療傷，安定人心。父親立即發布幾項重要措施：以國防部名義命令全省軍警情治單位停止濫殺，審判公開。有不少受刑人因父親這道命令，救回一命。參加過“二二八”的學生，不咎既往，並呼籲學生返校複學。父親曾公開演講，向青年學生喊話。父親在台兩個多星期間，由北至南，廣泛接觸並聆聽各界人士意見。回到南京，父親向蔣中正建議，撤換陳儀，撤職查辦警備總部參謀長柯遠芬。
父親晚年與李品仙將軍攝於台北。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父親在下棋，全神貫注。
“二二八”事件是台灣曆史上的重大事件，父親正是台灣曆史時刻的參與者。
父親於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三十日自海南島入台，用他自己的話說是“向曆史交代”，與“中華民國”共存亡。父親參加辛亥革命武昌起義、北伐、抗戰、國共交戰，他自己一生命運與民國息息相關，他選擇台灣作為他最後歸宿，最後他在台灣歸真。
父親在台灣並未擔任要職，過了十七年平淡的日子。父親身為陸軍一級上將，此為終身職。在台時期，表麵上享有一級上將的待遇，事實上暗地卻遭情治人員監控跟蹤。父親對此極為憤恚，曾密函蔣中正詰問緣由。
父親於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日，因心髒冠狀動脈梗塞逝世，享年七十三歲。關於父親死因，兩岸謠傳紛紛，有的至為荒謬。起因為一位在台退休的情治人員穀正文的一篇文章。穀自稱屬於監控小組成員，文中捏造故事，謂受蔣中正命令用藥酒毒害父親。此純屬無稽之談。父親逝世當日，七弟先敬看到父親遺容，平靜安詳，大概病發突然，沒有受到太大痛苦。父親喪禮舉行“國葬儀式”，蔣中正第一個前往祭悼。
父親在台灣十七年，伏櫪處逆，他亦能淡泊自適。他曾為鄭成功祠天壇橫匾題“仰不愧天”四字，當為他一生寫照。
父親與“二二八”
關鍵十六天
多少人因此喪失生命，多少心靈受到創傷，多少家庭遭遇不幸。而其政治效應，無限擴大，迄今未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