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成現代詩晦澀的一大原因，正是這種信仰的紛歧甚至虛無。自從十九世紀工業社會取代農業社會，基督教的信仰因進化論與新興的科學思想而動搖以來，詩人與社會，詩人與詩人之間，遂缺乏共同的價值觀念而難以互相了解。每一位作家必須自己去尋找一種信仰，以維係自己的世界。於是葉芝要建立私人的神話係統，龐德要遁於東方和中世紀，艾略特要乞援於天主教和但丁，迪倫·托馬斯要利用威爾士的民俗，奧登變成了西方文化的晴雨計，凡二十世紀流行過的思想，無不反映在他的詩中。要溝通這些相異的價值觀，對於一個普通的讀者，也實在是太困難了。可是，無論在現代的社會信仰多麼困難而混亂，無論曾經有多少次的運動宣稱傳統已經崩潰而一切信仰皆不可靠，沒有一位詩人，至少沒有一位大詩人，是能夠安於混亂而選擇虛無的。無論選擇的過程多麼痛苦，一位詩人必須擁抱他認為最可靠的信仰，對它負責，甚至為它奮鬥。龐德、威廉姆斯、史蒂文斯、弗羅斯特、瑪麗安·摩爾、卡明斯、洛威爾，以迄費林蓋蒂，哪一位嚴肅的詩人能夠逃避這種選擇呢？艾略特以《荒原》的虛無始，但以《四個四重奏》的肯定終。費林蓋蒂在一九五九年毫不含糊地指責“垮掉的一代”不肯負責的自私態度。他說：“垮掉的一代”一麵自命私淑存在主義，一麵又對社會采取“不介入”（disengagement）的態度，是矛盾而虛偽的，因為“薩特是在乎的，他一直大聲疾呼，說作家尤其應該有所執著。‘介入’便是他愛說的髒話之一。對於什麼‘不介入’和‘垮掉世代的藝術’，他隻會仰天長笑。我也一樣。而那位現代詩‘可惡的雪人’，金斯堡，也可能表示同樣的意見。隻有死人才是一無牽掛的。”
現代詩晦澀的傾向，到了五十年代，終告結束，而為明朗的風格所取代。無論是英國的“運動”派，或是美國的“野人們”，作品都遠較艾略特或迪倫·托馬斯明朗易解。隻有美國的學院派作者仍多少維持現代主義正宗那種奧秘的詩風。無論奧秘或者明朗，都可能做得過分，而使奧秘成為故弄玄虛，明朗成為不耐咀嚼。學院派的詩，在內容上，過分引經據典，鋪張神話，在形式上，過分炫弄技巧，結果固然令讀者窺豹捫象，不得要旨；“運動”派和“野人們”的詩也往往失之於露，話說到唇邊，意也止於齒間，平白無味。羅伯特·洛威爾曾分詩為“爛”和“生”兩種：過爛和過生，恐怕都不便咀嚼吧。
至於形式的變遷，似乎也已經到了一個周期的終點。五十年前，意象派所倡導的自由，對於浪漫派以後的那種“詩的用語”，那種遊離含混的意向，機械化的節奏和籠統的概念，不無廓清之功。自由詩在詩的發展上所起的作用，略似立體主義之於現代繪畫。可是任何運動都必有濫竽充數之徒。自由詩的作者往往誤會沒有限製便是自由。實際上，絕對的自由是消極而且不著邊際的：在擺脫前人的格律之後，新詩人必須積極地創造便於自己表達的新形式，而創造可用的新形式無疑是遠比利用舊格律為困難的。許多自由詩的作者幻想自由詩比較好寫，結果他們麵臨的不是自由，是散漫。其實從惠特曼起，英美詩人之中，寫自由體而有成就的，除桑德堡、傑弗斯、勞倫斯、威廉姆斯、馬斯特斯、史蒂芬·克瑞因等之外，也就所餘無幾了。其他的重要作者，或一意利用傳統的格律，如葉芝、羅賓遜、弗羅斯特、蘭塞姆、泰特、羅伯特·洛威爾；或在傳統格律的背景上作合於自己需要的變化，如迪倫·托馬斯、卡明斯、史蒂文斯、瑪麗安·摩爾、麥克裏希、艾伯哈特。奧登寫過一些好的自由詩，也寫過許多“新”的活潑的格律詩，隻是所謂格律者，他多加以自由運用罷了。龐德也是如此。有時候，一位詩人將前一時代用濫了、寫油了的格律揚棄，而向更前一時代甚至古代的格律中去發掘“新形式”，也會有所收獲的。例如奧登和龐德就曾利用中世紀的回旋六行體，而寫出頗為出色的現代詩來。艾略特寫過很自然雋永的自由詩，例如《三智士朝聖行》，也寫過很嚴謹的格律詩，例如《不朽的低語》；不過在較長的詩中他愛將自由體和格律配合使用，例如《四個四重奏》便是如此。
我國的部分現代詩人，往往幻想所謂自由詩已經成為西洋現代詩的主要表現工具，而所謂格律詩已經是明日黃花了。這是不讀原文之病。以西洋詩中最典型的古老格律十四行為例，許多現代詩人，包括葉芝、羅賓遜、弗羅斯特、米萊、韋利夫人、卡明斯、迪倫·托馬斯、巴克等，都是此體的高手。葉芝的十四行《麗達與天鵝》，弗羅斯特的十四行《絲帳篷》，和巴克同一詩體的《獻給母親》，更是英美現代詩中屢選不遺的傑作。五四以來，我國對於西洋現代詩的譯述，水準不齊，瑕瑜互見，瑕多於瑜，自是意料中事。翻譯原已是一種莫可奈何的代用品，謬誤和惡劣的翻譯更是誤人。中國現代詩在形式上的散漫與混亂，不稱職的翻譯是原因之一。其實格律之為物，全視作者如何運用而定；技巧不純的作者當然感到束手束腳，真正的行家駕馭有方，反而感到一種馴野馬為良駒的快意。英美詩壇大多數的新人，像艾米斯、拉金、韋恩、威爾伯、夏皮羅、史納德格拉斯、塞克斯頓夫人等等，都自自然然地在寫某種程度的格律詩。
這部《英美現代詩選》的譯介工作，主要是近七年來陸續完成的。其中在美講學的兩年—六四年九月迄六六年七月—，很矛盾，反而一首詩也不曾翻譯，一位詩人也不曾介紹。書中狄金森的幾首詩，則遠在五六年初即已譯出，並在“中央副刊”發表。算起來，前後已經有十二年的工夫了。唯近一年多來，在這本書上耗費的精力，幾乎超過以往的十年，因為書中七萬字以上的評傳和注釋，與四十四首詩的翻譯，都是六六年夏天回台以後才完成的。
這本書中所選，是英美二十一位現代詩人的九十九篇作品；每位詩人必有評傳一篇，較難欣賞或用典繁多的詩必有一段附注，是以除詩之外，尚不時涉及文學史與文學批評。嚴格地說來，這隻是一部詩集，不是一部詩選。詩而言選，則必須具有代表性，而《現代英美詩選》，以入選的詩人而言，尚不足以代表英美現代詩多方麵的成就，以入選諸家所選作品而言，也不足以代表該作者的繁富風格。像英國的霍普金斯、哈代、豪斯曼、歐文、戴-劉易斯、麥克尼斯、格雷夫斯、巴克，美國的桑德堡、威廉姆斯、瑪麗安·摩爾、麥克裏希、哈特·克瑞恩、羅特克、羅伯特·洛威爾等重要作者，都未被納入，實在是一個缺陷。至於五十歲以下的少壯作者，除威爾伯等少數幾位外，更多在遺珠之列。造成這些缺陷的原因很多。例如，第一，本書篇幅有限，要以四百頁以下的篇幅容納二十世紀波瀾壯闊派別繁富的英美詩，原是不可能的。第二，某些詩人，我雖已譯介過，但一部分已收入香港今日世界社出版的《美國詩選》，另一部分則已收入文星書店出版的《英詩譯注》，不便再納入本書。
至於入選詩人，其作品數量與成就之間，也不成比例。葉芝和傑弗斯差強人意，但其他詩人，例如艾略特、弗羅斯特、奧登等，就不具代表性了。要了解艾略特，即使不讀他的力作《荒原》或《四個四重奏》，至少也得讀一讀《普魯弗洛克的戀歌》，書中所譯四首，充其量隻能略為提示他早期和中期的某一麵風格罷了。下麵我隻能舉出兩個理由，聊以解嘲。第一，我個人的時間、精力、學養有限，一首“難纏”的詩往往非三數日之功不能解決。第二，詩的難譯，非身曆其境者不知其苦，非真正行家不知其難。現代詩原以晦澀見稱，譯之尤難。真正了解英文詩的人都知道，有的詩天造地設，宜於翻譯，有的詩難譯，有的詩簡直不可能譯。普通的情形是：抽象名詞難譯（A thing of beauty和A beautiful thing是不完全一樣的；中文宜於表達後者，但拙於表達前者）；過去式難譯（To the glory that was Greece\/And the grandeur that was Rome）；關係子句難譯；關乎音律方麵的文字特色，例如頭韻、諧元音、諧子音、陰韻、陽韻、鄰韻等，則根本無能為力。迪倫·托馬斯的詩，表麵看來似乎非常平易，分析起來，處處都是音律的呼應，幾乎沒有幾行是可以中譯的。這也是為什麼我隻譯了他兩首詩的原因。即使在我明知其不可譯而譯之的心情下譯過來的兩首之中，也仍有不少純屬文字特性的地方，令譯者擱筆長歎。例如《而死亡亦不得獨霸四方》中的一行：
With the man in the wind and the west moon
看來簡簡單單，下筆就可譯成。其實仔細吟誦之餘，才發現west moon的聲音裏原來隱隱約約地含有with the man的回聲。粗心的譯者根本不會發現這些。粗心的讀者往往就根據這樣粗心的譯文去揣摩英美詩，而在想象之中，以為“迪倫·托馬斯也是不講究什麼韻律的!”我國當代詩人受西洋現代詩的影響至深。理論上說來，一個詩人是可以從譯文去學習外國詩的，但是通常的情形是，他所學到的往往是主題和意象，而不是節奏和韻律，因為後者與原文語言的關係更為密切，簡直是不可翻譯。舉個例子，李清照詞中“隻恐雙溪舴艋舟，載不動，許多愁”的意象，譯成英文並不太難，但是像“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淒淒慘慘戚戚”一類的音調，即使勉強譯成英文，也必然大打折扣了。因此以意象取勝的詩，像斯蒂芬·克萊恩的作品，在譯文中並不比在原文中遜色太多，但是以音調、語氣或句法取勝的詩，像弗羅斯特的作品，在譯文中就麵目全非了。也就是因為這樣，我國有不少詩人迄仍認為弗羅斯特的詩“沒有道理”。
翻譯久有意譯直譯之說。對於一位有經驗的譯者而言，這種區別是沒有意義的。一首詩，無論多麼奧秘，也不能自絕於“意義”。“達”（intelligibility）仍然是翻譯的重大目標；意譯自有其存在的理由。然而文學作品不能遺形式而求抽象的內容，此點詩較散文為尤然。因此所謂直譯，在照應原文形式的情形下，也就成為必須。在可能的情形下，我曾努力保持原文的形式：諸如韻腳、句法、頓（caesura）的位置，語言俚雅的程度等等，皆盡量比照原文。這本《英美現代詩選》，可以讓不諳英文的讀者從而接觸英美的現代詩，並約略認識某些作品，也可以供能閱原文的讀者作一般性的參考，並與原詩對照研讀，借增了解。無論在何種情形下，希望讀者都不要忘記，翻譯原是一件不得已的代用品，決不等於原作本身。這樣，譯者的罪過也許可以稍稍減輕。
書中謬誤，當於再版時逐一改正。至於英美現代詩人，今後仍將繼續譯介，積篇成卷，當再出版二輯，甚或三輯，俾補本書所遺。譯詩甘苦，譬如飲水，冷暖自知，初不足為外人道也。初飲之時，頗得一些“內人”的教益與勉勵，迄今記憶最深者，為梁實秋、宋淇、吳鴻藻、吳炳鍾，及已故的夏濟安諸位先生，因誌於此，聊表飲水思源之情雲爾。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一日於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