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迪倫·托馬斯同受超現實主義影響而聲名略遜的巴克（George Barker），近年來地位日漸重要。另一位新浪漫主義的作者繆爾，風格比較沉潛，但對於神秘感的探索仍與超現實主義遙相呼應。近年來，頗有些批評家認為繆爾和巴克已可當大詩人之稱而無愧，但這種崇高的地位似乎尚未臻於公認。另一位重要詩人，在艾略特雄視文壇的時代一直鬱鬱不伸且有意在現代詩主流之外另立門戶的，是格雷夫斯（Robert Graves）。他的成就已漸漸引起批評界的重視，但他做大詩人的地位仍然見仁見智。論者指出，格雷夫斯恒將他潛在的力量局限在狹小的形式之中，因而未能像葉芝、艾略特、弗羅斯特、史蒂文斯那樣，集中力量，作一次持續而強烈的表現。
從文學史的發展過程，我們得知“每一次革命都是針對上一次革命而發”。一個時代的文學思潮，很奇怪，與其說積極地要建樹什麼，不如說是消極地避免或反對什麼。例如新浪漫主義的興起，可以視為對十八世紀理性主義的反動，而艾略特等的現代主義，又是對浪漫主義的反動。在英國，由於文化的條件比美國集中，文學上所謂的運動比較方便，且容易造成一股力量。牛津和劍橋仍然是青年詩人薈萃之地，倫敦的出版商、英國廣播公司、《旁觀報》等等，則是崛起的新人爭取的對象。五十年代中英國興起了一群年輕詩人，將自己的運動直截了當地稱為“運動”（The Movement）。他們的詩選集《新路線》（New Lines）出版於一九五六年，一共刊出九位作者的詩。這些新人皆出身於牛津或劍橋，其中有幾位頗受艾略特大弟子安普森的主知詩風影響，但他們的結合，毋寧是由於對一般的前輩同具反感。他們不但反對四十年代“新啟示派”的晦澀和混亂，也反對迪倫·托馬斯的夢幻世界，甚至也不滿意葉芝、艾略特、龐德、奧登等前輩。他們或公開或含蓄地表示，英國詩的血緣，在一個愛爾蘭人和兩個美國佬的旗下，竟然被法國的象征派玷汙了。年輕的這一代認為，詩必須訴諸一般明智的讀者，而不得太奇僻，太陷於個人的生活，太耽於奧秘的象征。在形式方麵，他們力主嚴謹，甚至偏好三行聯鎖體（terza rima）和六行回旋體（sestina）。“運動”派九人之中，以艾米斯（Kingsley Amis）、拉金（Philip Larkin）、戴維（Donald Davie）、湯姆·岡恩（Thom Gunn）、韋恩（John Wain）五位最引人注目，年齡也相仿，最年長的不超過四十六歲，最年輕的才三十九歲。艾米斯在《五十年代的詩人》（Poets of the 1950s）中宣稱：“誰也不會再要詩去歌詠哲人、繪畫、小說家、畫廊、神話、異國的城市，或者別的詩了。至少我希望沒有人要這類詩。”拉金在同一本書中也說：“對於‘傳統’或者公用的玩具或者在詩中興之所至影射別的詩或詩人什麼的，我一概不加信任。”這種態度，對於效顰艾略特的偽古典派和模仿迪倫·托馬斯的偽浪漫派，不無廓清之功。但是矯枉常會過正，“運動”派在逃避前輩的缺點之餘，每每連前輩的美德亦一並揚棄。他們有意脫離歐洲文學的大傳統以自立，但他們的作品，往往變得太實事求是，太常識化，太平淡無奇，太陷於英國的一切了。“運動”派有意挽好高騖遠之頹風，而徑自低眼界，不免貶抑了詩的功能。拉金甚至公然表示他如何討厭莫紮特，而且患有“淡淡的仇外症”。對他而言，詩的功能隻是“使孩子不看電視，老頭子不上酒店”（Keep the child from its television set and the old man from his pub.）。
緊接在“運動”派之後，英國又出現一群新人，自命“遊俠”派（The Mavericks）。這一派為數也是九人。在一九五七年出版的選集《遊俠》的序言中，他們斥“運動”派的作風為違背詩之本質，並倡導自然之流露與浪漫之精神。但不久這些詩派的爭吵也就漸漸冷了下去，真正獨創的作者仍然各按自己的個性去發展，不甘受宣言或信條之類的束縛。一九六三年，“運動”派的作者康奎斯特（Robert Conquest）又編印了《新路線第二號》，其中作者陣容頗有改變，例如原屬“遊俠”派的斯坎內爾（Vernon Scannell）被收了進去，而原屬“運動”派的霍洛韋（John Holloway）卻被除名了。
當代美國的詩壇，情形與英國頗不相同。第一，以葉芝、艾略特、龐德為核心的國際派，亦即現代主義之正宗，其影響力雖已逐漸消逝，但在美國的餘威反而比在它的發源地英國更為顯著。在英國，國際派的傳人仍不絕如縷，出身劍橋而現在布裏斯托大學任教的湯姆林森（Charles Tomlinson）就是一個例子。可是“運動”派既興之後，當代英詩的方向，已經與國際派那種注重文化專事象征的路子背道而馳了。在美國，國際派的傳統詩觀雖然不無修正，調子也不像舊日那麼高昂，卻仍然是一個活的傳統，旗下幾乎囊括了學府中的重要作者。所謂“學院”派（The Academics）與“野人們”（The Wild Men）的對立，往往是很粗略甚至武斷的二分法，可是對於談論美國詩的現狀，也不失為一種方便。數以千計的美國大學和學院，已經取代了古代的貴族階級和工業革命以來的中產階級，而成為文藝的一大主顧和讚助者。形形色色的創作獎金和研究津貼，講授詩創作與詩批評的教席，學院的刊物和出版社，演說及朗誦的優厚酬金，以及學府的自由氣氛等等，都是促使詩人集中在學府的條件。既享盛名的詩人，更有不少大學延攬為所謂“駐校詩人”（poet in residence）。美國大學對於現代文藝多持開明甚至倡導的態度。英文係的課程之中，現代詩占了相當重要的比例，詮釋的方式也大半采用艾略特、李維斯、理查茲、蘭塞姆等的“分析的批評”。英國的大學，則除劍橋以外，對於現代詩一向任其自生自滅，不願納入課程中。
美國的學院派詩人之中，除了已故的羅特克（Theodore Roethke），原籍英國而歸化美國的奧登，現在達特茅斯學院任教的艾伯哈特等屬於六十歲的一代外，其餘的多在壯年。夏皮羅（Karl Shapiro）、羅伯特·洛威爾（Robert Lowell）、威爾伯三人可以視為壯年一代的代表。夏皮羅是二次大戰期間成名的軍中詩人，早年詩風追摹奧登，後來漸漸強調自己的猶太族意識，轉而攻擊反猶的國際派，並歌頌民族派的惠特曼和威廉姆斯。洛威爾出身於新英格蘭的書香世家，是十九世紀作家詹姆斯·拉塞爾·洛威爾的後裔，女詩人艾米·洛威爾的遠房堂弟。他的作品在在流露一個清教徒的良心對於罪惡的敏感和自拯的願望；在形式上，他力矯所謂“自由詩”的流弊，致力於嚴謹而緊密的表現方式，使內容與形式之間產生一股張力。洛威爾畢業於哈佛和凱尼恩學院，是蘭塞姆的及門高足，近年來，他已經被批評界公認為奧登以降最重要的詩人。威爾伯缺乏洛威爾的道德感和熱情，而以匠心與精巧見長，也是學院派一個傑出的代表。
其次，美國當代詩壇和英國不同的是：前者已經形成了與學院派多少相對的一個在野黨，即所謂野人們。前文所謂的“民族派”作者，例如威廉姆斯，在“國際派”當權的時期，一直隻能在所謂小雜誌上發表作品。威廉姆斯一生奮鬥的目的，是要將詩從象征和觀念中解放出來，來處理未經文化意義熏染過的現實生活，要喚醒詩人真正睜開眼來看周圍的自然，並真正豎起耳朵聽日常語言的節奏。對他而言，艾略特的引外文入詩而大掉書袋，龐德的借古人之口說自己的話，葉芝的修辭體和神話麵具，都是現代詩美國化運動的阻礙。一句話，威廉姆斯認為詩應該處理經驗，而不是意念。他的奮鬥，一直要到五十年代才贏得廣泛的注意。野人們興起於五十年代的時候，一方麵直接乞援於威廉姆斯和桀驁不馴吐詞俚俗那一麵的龐德，一方麵遙遙響應惠特曼到桑德堡的民族傳統，另一方麵又向往東方的禪，中國和日本的詩。野人們散布美國各地，而以北卡羅來納州的黑山學院、紐約和舊金山三處為活動的中心。五十年代初期，奧爾森（Charles Olson）、鄧肯（Robert Duncan）、克裏利（Robert Creeley）等在黑山學院任教。他們主辦的《黑山評論》刊登該校師生和校外作者的詩，一時成為野人們的大本營。
紐約的一群以阿什伯裏（John Ashbery）和弗蘭克·奧哈拉（Frank O’Hara）為主，作風近於現代法國詩，也甚受繪畫中抽象的表現主義的影響。舊金山的一群聲勢最為浩大，呼嘯也最為高亢。這群作者自稱“神聖的蠻族”（The Holy Barbarians）或“垮掉的一代”（Beatniks）。無視道德價值、性的放任、大麻劑和LSD等麻醉品的服用，浪遊無度，歌哭無常，加上對於超現實主義、享樂主義、爵士樂、禪等等的喜愛，構成了他們的生活形態。在作品中，他們所表現的大半是私人的強烈好惡和對於社會的敵意，不太注重鍛煉形式。他們的語言雖以口語為基礎，卻往往流於片段的呼喊。金斯堡（Allen Ginsberg）、凱魯亞克（Jack Kerouac）、費林蓋蒂（Lawrence Ferlinghetti）是這一群的領導人物。金斯堡近年來已成為野人們最有名的代表作家，他的詩集《嚎叫》（Howl）已經成為文化浪子必讀的名著了。凱魯亞克雖是“垮掉的一代”的核心人物，他的作品卻以散文為主。費林蓋蒂在大學生中擁有廣大的讀者，他的選集《心靈的科尼島》（Coney Island of the Mind）到一九六六年為止已達十六萬冊的銷量。近年來，費林蓋蒂似已與正統的“垮掉的一代”分道揚鑣，主張詩人不能逍遙於社會與責任之外，而詩必須能朗朗上口，訴於聽覺。野人們對學院派的敵意是顯然的；矛盾的是，最後接受他們的詩的，仍是大學生。兩年前，金斯堡在堪薩斯大學極為成功的訪問和朗誦，便是最雄辯的例子。
半世紀來，英美的現代詩曆經變化，目前似乎已經完成了一個發展的周期。以葉芝、艾略特、龐德、奧登為核心的現代主義，是二十世紀前半期發展的主流。大致上說來，這個時期的思潮是反浪漫的、主知的、古典的；在創作的風格上，是諷刺的、反喻的、機智的、歧義的，或者象征的。典型的現代詩人，在心理狀態上，是與社會隔絕的：他看不起孳孳為利的中產階級，更無法贏得勞動大眾的了解。在一個分工日繁而大眾傳播日漸壟斷國民心靈生活的工業社會之中，詩人的聲音既不具科學家的權威性，又不如電影、電視、廣播、報紙那樣具有普遍性；既然大眾不肯聽他，他索性向內走，在詩中經營個人的心靈世界。在三十年代，詩人們或崇拜馬克思的繆斯，或乞援於弗洛伊德的繆斯。普羅文學消沉之後，他們多半舍馬克思而趨弗洛伊德，於是超現實主義盛行一時，而現代詩晦澀之病益深。奧登是一個極為有趣的例子。在三十年代，他對馬克思和弗洛伊德同感興趣，曾思在詩中兼有二者，將社會意識和心理分析熔為一爐，但近年來他又步艾略特之後塵，皈依宗教的信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