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法有雲：“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說的是舉兵打仗，實施“心戰”為上策。因為兵之心為主，首先奪其心，亦為抓住了要害，是達到“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的作戰目的的關鍵。鄧小平在指揮革命戰爭中，十分注重“心戰”與“兵戰”的結合，即以“心戰”減輕“兵戰”的難度，以“兵戰”增強“心戰”的效果，由此謀求以最小的代價去換取最快、最多、最大的勝利。解放戰爭末期，鄧小平和劉伯承指揮第二野戰軍進軍大西南殲滅胡宗南集團時，就成功地運用了“心戰”之法。即在軍事鬥爭順利發展的形勢下，對敵又施以“攻心”之策，結果有效地瓦解了胡宗南集團的軍事力量，從而加快了大西南解放的步伐。正如鄧小平1950年4月11日在中央人民政府第六次會議上所指出的那樣：“西南作戰從戰役發起到結束，為時不過57天，前進約三千華裏，提前兩月完成戰役計劃，消滅蔣胡殘餘部隊約90萬人，其中包括投降俘虜40餘萬，起義40餘萬。西南戰役之能獲得如此勝利，是由於毛主席領導的正確，全國勝利形勢的影響以及人民解放軍的無堅不摧的力量，同時盧漢、劉文輝、鄧錫侯、潘文華諸將軍於12月9日宣布起義，亦起了良好的配合作用。”
當時解放戰爭已進入尾聲，我人民解放軍正以摧枯拉朽之勢，席卷大西南、大西北，節節敗退的國民黨軍士氣低落，內部分裂，人心渙散，戰鬥力大衰，在西南地區已再難組織力量形成有效的抵抗了。針對這種極為有利的形勢，鄧小平和劉伯承認為，這既是我軍開展政治攻勢瓦解敵人意誌，提供任其選擇退路的有利條件，也是配合軍事鬥爭，增大鬥爭效果，加快勝利進程，減少軍事鬥爭消耗和破壞的有利時機。於是，鄧小平和劉伯承在向西南大進軍，消滅胡宗南集團的作戰中，首先開展的是政治攻勢。
一、利用有利形勢，闡明鬥爭政策
1949年11月初，我第二野戰軍在鄧小平和劉伯承的指揮下，按預定計劃開始向川南實施大迂回進軍之後，發展極為順利，胡宗南集團所設防線弱得不堪一擊，許多部隊或望風而逃，或就地投降，國民黨軍大勢已去。蔣介石的殘部在已無力阻止失敗命運的趨勢下，眾將領無心再戰，都在為自己謀求後路。鄧小平認為，麵對這樣的鬥爭形勢，敵人這樣的心態，無疑給我軍開展政治攻勢提供了難得的契機，隻要在敵人窮途末路的時候，給他們指出一條新生的路、光明的路、解放的路，隻要宣傳我軍對敵鬥爭的政策，使之深入人心，國民黨的許多官兵，甚至將領，就會棄暗投明，或放下武裝，或站到人民軍隊的行列裏。為此，鄧小平和劉伯承在部隊剛進川南不久，就於11月21日向川、康、雲、貴四省的國民黨軍政人員提出4項忠告，號召他們停止抵抗，棄暗投明，悔過自新，立功贖罪。四項忠告說：“國民黨殘餘力量經我人民解放軍在華北、華中、華南、西北各地給以接連不斷的殲滅打擊後，現已接近最後殲滅之期。貴陽已經為我軍占領，國民黨的所謂最後戰略體係，又已被我攔腰打斷。四川東南門戶亦已洞開，重慶、成都、康定、昆明等地短期內亦將獲解放。蔣、白、閻等殘餘匪幫企圖收招殘餘力量，退集康、滇、桂邊之計劃已為實際所不允許，其退路即將為我軍截斷。蔣、李、白、閻等匪首倡言所謂‘美援’和‘反攻’，所謂‘第三次世界大戰即將到來，一切有終於第三次世界大戰’，均為諸匪首之夢想，其目的純係為帝國主義張目，為了欺騙尚在供其驅使部屬，使其與該匪首第一同進入墳墓。你們應該明了這種形勢，迅速選擇自己應走的道路。
本軍此次奉命進軍西南，負有堅決推翻國民黨在西南的反動統治及解放西南7千萬人民之使命，但對西南國民黨軍政人員一本人民政協共同綱領及毛澤東、朱總司令約法八章之旨，給以改過自新、立功贖罪機會，並願以下列四事相忠告：（一）國民黨軍隊應即停止抵抗，停止破壞，聽候改編。凡停止抵抗，聽候改編者，無論其屬於中央係或地方係，均一視同仁，指定駐地，暫維現狀，爾後即依照人民解放軍的方式實行改編，所有官員按級錄用。凡願放下武器，一本自願原則，或分別錄用，或資遣回籍。凡迅速脫離反革命陣營並協同人民解放軍作戰者，當論功行賞。如果你們願意這樣做，你們隨時可以派代表到附近的人民解放軍接洽。（二）國民黨政府機關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工作等人員，應即保護原有機關學校財產、用具、檔案，聽候接收。無論其屬高級、中級或下級職員，本軍一本寬大政策，分別錄用或適當安置，其在接收中有功者，並給予適當獎勵，破壞者受罰。（三）國民黨特務人員，應即痛改前非，停止作惡。凡願改過自新，不再作惡者，均可不咎既往，從寬處理。其過去作惡雖多，但願改悔者，亦給以立功自贖之機會。其執迷不悟，繼續作惡者，終將難逃人民之法網。四、鄉保人員，應即在解放軍指示下，維持地方秩序，為人民解放軍辦差事。有功者獎，有罪者罰。西南國民黨軍政人員們，早日進入和平建設，恢複多年戰爭創傷，這是全國人民一致的願望。你們不應再作無所謂的抵抗，徒然增加自己的罪孽。如能立即覺悟，投向光明，為時還不算晚，還有向人民悔過的機會。若再延誤，將永遠不能為人民所諒解，其應得後果，必身受之。繼續反動與立即回頭，黑暗與光明，死與生，兩條道路擺在麵前，不容徘徊，望早抉擇。”。我第二野戰軍的四項忠告公布以後，在西南國民黨軍隊內部引起了強烈的反響和極大的震動。一些高級將領根據自己的所作所為，按照忠告明確的政策條款，開始尋求個人出路問題或退路問題。一些中級、低級軍官也在盤算著還能不能再給國民黨買命了，既然人民解放軍的政策寬大，出路光明，許多將領是願意接受改編，立功贖罪，爭取寬大處理的。可見，正是鄧小平和劉伯承所擬製和發布的忠告，在敵人左右為難，進退猶豫不決的時候，及時給其明確了政策，指明了出路，從而瓦解了其抵抗意誌和頑抗的決心。
二、利用有利關係，加緊疏導工作
第二野戰軍的忠告公布以後，瓦解敵軍工作收到了明顯的效果，給國民黨軍上層將領指出了一條痛改前非，立功贖罪的出路，給國民黨軍的下層官兵提供了一個改邪歸正，棄暗投明的機會。與此同時，鄧小平和劉伯承又注重利用有利關係，緊鑼密鼓的加緊疏導工作。通過對國民黨高級將領政治傾向性的了解，確定疏導工作的重點對象是國民黨雲南省主席、雲南綏靖公署主任盧漢。早在抗日戰爭時期，盧漢曾受到蔣介石的重用，他也覺得與蔣介石的交往甚密，於是暗中曾與我黨秘密接觸，建立統一戰線關係。抗戰勝利後，蔣介石為排除異己，將滇軍調往東北，此時身為雲南省主席的盧漢卻成了“光杆司令”，對於蔣介石的用心，盧漢是看得一清二楚，但又敢怒不敢言，這樣就漸漸地形成了對蔣介石的不滿。解放戰爭中，人民解放軍三大戰役的勝利，盧漢認識到了國民黨的敗局已定，個人也沒有什麼前途可言了。於是，早在1949年的2月底，盧漢對自己的後路就作出了周密安排。他通過早期共產黨員、曾為其部下的宋一痕向中共香港分局轉交給毛澤東、朱德一份信函，表示願意與中國共產黨溝通交往，並接受必要的指示。後來盧漢又通過其內弟龍澤彙派代表找到人民解放軍滇桂黔邊縱隊，一再表示願意建立密切聯係，以利於根據戰局的發展和形勢的需要隨時舉行起義。
黨中央和中央軍委根據盧漢的政治態度，於5月11日專門指示華南分局和滇桂黔邊縱隊：盧漢反蔣自保，我可以部分武裝與之配合消滅蔣介石的勢力，但不能定任何條件，不能受各種約束，對於雲南省的局部和平問題，應該由盧漢派全權代表到北平去談判。在此基礎上，中共軍委還指示解放軍，從東北解放區派遣了國民黨起義的原滇軍軍官相繼返回昆明，利用老關係去作盧漢的起義工作，使盧漢進一步了解了共產黨的政策，看到了起義所受到的寬大處理和優厚的待遇。從而推動盧漢定下了起義決心，並直接派出了他的全權代表宋一痕經香港前往北平，與周恩來及有關的中共中央領導麵議起義問題。談判結束後，黨中央又派參加北平和平解放的原國民黨軍北平警備司令、雲南籍將領周體仁利用與盧漢的老關係返回雲南去做爭取盧漢起義的工作，後來中央根據盧漢的態度和戰局發展的需要，明確指示盧漢要把握起義時機，在人民解放大軍“南下迫境時方可行動”，以利於配合解放軍一舉解放雲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