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出發點問題上的兩大陣營
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是自有哲學以來就有了的兩大陣營。這兩大陣營的成員之間有著明確的劃分標準。這就是恩格斯在《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裏講的：
“凡是斷定精神對自然界說來是本原的，……組成唯心主義陣營。凡是認為自然界是本原的，則屬於唯物主義的各種學派。”
這是從世界觀的角度對哲學陣營做出劃分的標準，而且這個“本原標準”是唯一標準。
把這樣一個世界觀意義上的標準，轉化為方法論意義上的標準，應當如何提出這兩大陣營的劃分問題呢？換句話說，在實際生活中，我們如何更直觀地把握唯物主義的唯心主義的劃分標準呢？焦點就集中在“出發點”上麵，即從什麼出發的問題。我們可以這樣套用上述標準：凡是斷定想問題、辦事情要從主觀思想出發的，組成唯心主義陣營。凡是認為一切從客觀實際出發的，則屬於唯物主義學派。這個論斷不是我們隨意提出的杜撰，而是有著經典依據的科學概括。
恩格斯在同杜林戰鬥時，曾把從原則出發還是從實際出發作為劃分唯心主義還是唯物主義的標準。在杜林看來，“適用於一切存在的那些形式的原則走在前麵，而應當運用這些原則的對象的領域則按其從屬次序跟在後麵。”在恩格斯看來，杜林恰好把事情搞顛倒了。因為：
“原則不是研究的出發點，而是它的最終結果；這些原則不是被應用於自然界和人類曆史，而是從它們抽象出來的；不是自然界和人類去適應原則，而是原則隻有在適合於自然界和曆史的情況下才是正確的。”
恩格斯鄭重宣布：“這是對事物的唯一唯物主義的觀點，而杜林先生的相反觀點是唯心主義的，他把事情完全頭足倒置了。”
列寧在同馬赫作鬥爭時，曾把從思想和感覺到物，還是從物到感覺和思想作為劃分唯心主義和唯物主義的標準。列寧是這樣說的：
“我們現在完全不是談唯物主義的這種或那種說法，而是談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對立，哲學上兩條基本路線的區別。從物到感覺和思想呢？還是從思想和感覺到物？恩格斯主張第一條路線，即唯物主義路線。馬赫主張第二路線，即唯心主義路線。”
不論恩格斯也好，列寧也好，都毫無保留地認為，想問題、辦事情不能從思想、原則出發，而隻能從客觀物質世界出發，隻能從實際出發。所以，在從什麼出發問題上，同樣明擺著兩條路線，同樣劃分著兩個陣營。這一個標準不是同“本原標準”對立或並列的第二標準，而是“本原標準”在方法論上的具體化。
鄧小平站在科學唯物主義的立場上，緊緊抓住了從什麼出發這樣一個實際生活中的根本問題，展開了多方麵的理論與實踐，形成了以從實際出發為核心的很有特點的唯物主義思想。當然，鄧小平的哲學貢獻，不在於他簡單地重申了這個原則，而在於他多方麵獨特地運用了這個原則，並且圍繞著這個問題，展開了多方麵的獨特論述。
毛澤東曾經是從實際出發的典範。關於他的眾多論述和實踐我們將結合鄧小平的論述和實踐一起分析，以便大家了解鄧小平這一哲學思想的來龍去脈。
2．從中國的實際出發
在中國辦事情，要從中國的實際出發，不能從外國的實際出發。這似乎是一個十分淺顯的道理。但是，這個淺顯的道理卻是我們花了沉痛的代價好不容易才得到的。事情的發生可以上溯到井岡山時期。
1927年的“八?七會議”之後，國民黨反動派在中國城市的勢力十分強大。從中國的實際出發，中國共產黨剛剛建立的十分弱小的武裝力量絕不應該去攻打大城市，隻能到敵對勢力相對弱小的農村、山區去積蓄力量。但當時主持我黨工作的“左”的領導者們卻偏偏聽命於不了解中國實際的遠在蘇俄的共產國際的錯誤指示，從俄國十月革命的經驗出發，非叫弱小的紅軍去攻打大城市不可，要“會師武漢，飲馬長江”。隻是在屢攻屢敗之後，才有了農村紅色根據地的開辟，才走出了一條“井岡山道路”。總結這一段經驗教訓，毛澤東異常氣憤，大聲疾呼：“中國革命鬥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誌了解中國情況”。直到延安時期，毛澤東還念念不忘這一段在中國土地上從外國出發的沉痛教訓。他講：“對於中國共產黨說來，就是要學會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應用於中國的具體的環境”，“離開中國特點來談馬克思主義，隻是抽象的空洞的馬克思主義”，“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必須有的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為全黨亟待了解並亟須解決的問題。”毛澤東堅決反對那種“隻會片麵地引用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個別詞句，而不會運用他們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具體地研究中國的現狀和中國的曆史，具體地分析中國革命問題和解決中國革命問題。這種對待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態度是非常有害的，特別是對於中級以上的幹部，害處更大。”“如果身為中國共產黨員，卻對於中國問題熟視無睹，隻能記誦馬克思主義書本上的個別的結論和個別的原理，那末，我們在理論戰線上的成績就未免太壞了。”毛澤東的這些感觸，可以一言以蔽之曰：在中國搞革命，在中國應用馬克思主義，必須從中國的實際出發。
鄧小平對這個思想，深得個中三味。“從中國的實際出發”，已經成為他的一句名言。70年代末80年代初，麵對著中國改革，有人想學蘇聯，有人想學南斯拉夫，有人想學匈牙利等種種不從中國實際出發的想法，鄧小平發表了很多見解。有關論述我們在前一章中曾詳加引證。那些論述，集中到一點，就是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必須從中國的實際出發，走中國式的道路。現在，我們還可以引證一些鄧小平在80年代稍後一段時間的論述，以印證我們的結論：
“中國的事情要按照中國的情況來辦，要依靠中國人自己的力量來辦。”
“我們搞的現代化，是中國式的現代化。我們建設的社會主義，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我們多次重申，要堅持馬克思主義，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但是，馬克思主義必須是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必須是切合中國實際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中國有自己的特點，所以我們隻能按中國的實際辦事，別人的經驗可以借鑒，但不能照搬。”
“改革開放必須從各國自己的條件出發。每個國家的基礎不同，曆史不同，所處的環境不同，左鄰右舍不同，還有其他許多不同。別人的經驗可以參考，但是不能照搬。過去我們中國照搬別人的，吃了很大苦頭。中國隻能搞中國的社會主義。”
鄧小平在這裏反複強調的仍然是從中國的實際出發，按照中國的情況辦事，搞中國式的社會主義。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根基其實也就在這裏。
從中國的實際出發，這是從實際出發這一唯物主義原則在中國社會主義實踐中的運用。毛澤東堅持從中國革命的實際出發，走出了一條農村包圍城市的勝利之路；鄧小平堅持從中國建設的實際出發，也已經走出了一條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成功之路。
在中國搞革命、建設當然要從中國的實際出發，這個淺顯的道理又包含著多麼深刻的內涵啊！從中國的實際出發，這是在中國堅持從實際出發首先必須解決的第一個問題。
3．從初級階段的實際出發
從中國的實際出發，解決了出發點的空間方位問題，即出發點是中國而不是別國的問題。接著，還有出發點的時間、曆史方位問題，即中國所處的社會發展階段問題。這個問題較之前一個問題，往往更不容易認識。我們曲折的曆史驗證了這一點。
“八大”前後，我們黨已經認識到，“我國的社會主義製度，還剛剛建立，還沒有完全建成”。這個認識應當說是正確的。曾幾何時，1958年，我們的頭腦熱起來。8月，中共中央《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提出：“看來，共產主義在我國的實現，已經不是什麼遙遠的事情了。我們應該積極地運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條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具體途徑。”在當時的報紙上，甚至出現了“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口號。更有甚者，黨的領導人已經在發愁如果我們比蘇聯早進入共產主義怎麼辦的問題了。平心而論，這倒也不是我們一家的觀點。聯想起那時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情況，可以說是一股“左”的超越階段的空想共產主義思潮彌漫了紅色土地的上空。1959年蘇共二十一大赫魯曉夫宣布進入全麵建設共產主義時期。1961年蘇共二十二大通過的新黨綱明確寫道將於20年後的1980年建成共產主義，說是“黨莊嚴宣告，今天的一代蘇維埃人將生活在共產主義下。”1967年，勃列日涅夫在慶祝十月革命50周年的演說中第一次宣布，蘇聯已經處於發達社會主義階段。一時間，東歐國家紛紛效仿，爭相宣布進入發達的社會主義社會，好不熱鬧。在這種普遍的空想成份占上風的情況下，是很難從實際出發認識這個問題的。
但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我們黨做到了這一點。1979年，鄧小平就針對在經濟建設問題上急於求成苗頭再起的傾向，指出要正確認識我國國情，把人口多、底子薄，百分之八十是農民作為幾個基礎點把握。這就為在社會發展階段問題上降溫作了輿論準備。1981年，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第一次明確使用了“我們的社會主義製度還是處於初級的階段”這樣的斷語，並指出，它“由比較不完善到比較完善，必然要經曆一個長久的過程。”1982年，黨的十二大報告再次確認“我國的社會主義社會現在還處在初級發展階段”。十二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進一步肯定了這一論斷。這個問題在黨的十三大得到了充分的論證。十三大報告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