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英麗（2004）認為人民幣麵臨升值壓力的內生性是由內部經濟結構失衡和體製剛性造成的，詳細分析了造成人民幣麵臨升值壓力的內部和外部原因，並測算出人民幣購買力平價在2003年的理論值是1美元兌5.63元人民幣。
王誌強、齊佩金等（2004）采用界限檢驗方法對人民幣彙率購買力平價進行經驗分析。通過對人民幣對德國馬克、港幣、日元和美元四種名義彙率的界限檢驗後發現，1994—2004年人民幣對美元和人民幣對港幣彙率的走勢符合購買力平價理論，而人民幣對德國馬克和人民幣對日元彙率不符合購買力平價理論。
溫建東（2005）回顧了以生產法、支出法以及其他方法對人民幣購買力測算研究的結果，指出現有的研究忽略了中國從計劃經濟逐步向市場經濟轉軌的影響，並大多使用雙邊比較且未計算中外生產率差距對購買力平價的影響，在此基礎上提出了PPP的“生產率—市場化”修正模型，進行了三項修正：用多邊相對價格變動替代雙邊價格變動、計算生產率差異、考慮關稅減讓和稅收製度變化的影響，並以1987年為基期，計算了可貿易品的PPP，得到的結論為：除1988—1990年和1996年以外，人民幣彙率在1987—2000年期間是低估的，截至2000年低估幅度達到8%。
從上述研究成果可以看出，樣本的長時間序列對長期購買力平價是否成立會有顯著影響。另外，在使用相對購買力平價模型對彙率失調進行分析時，不同基期的選擇會對失調結果產生顯著影響，造成失調結果缺乏參考價值。由於現有人民幣購買力平價研究基本停留於2005年彙率製度改革前的人民幣彙率，在人民幣大幅升值的背景下，有必要對人民幣彙率是否合理作進一步研究。本書為克服長時間序列問題，選用了1980—2009年的中美、中日、中英、中德季度名義彙率和相對應的CPI季度數據，樣本長度達到120期。另外，本書通過名義彙率變動和均衡有效彙率變動的偏離來判斷人民幣名義彙率的失調程度，有效解決了不同基期選擇對彙率失調結果產生影響的問題。
1.3.2國外研究概述
國外學者在購買力平價理論框架下運用均衡彙率理論對人民幣彙率進行的實證研究並不多。
Kravis（1981）以生產率差異和物價變動法為基礎（簡稱ICP）首次對人民幣購買力平價進行研究，得出1975年人民幣購買力平價數值為0.65元/美元。
Chou和Shih（1997）利用1978—1994年的中美名義彙率和中美CPI季度數據，首先對相對購買力平價三變量模型進行了檢驗，結果表明人民幣對美元長期購買力平價成立，隨後根據相對購買力平價理論計算出了人民幣均衡實際彙率，並以此判斷人民幣彙率失調程度。得到的結論是：1978—1989年間除1986年外其餘年份的人民幣對美元的官方名義彙率均被高估，1990—1994年間除1993年外人民幣對美元的官方名義彙率均被低估。接著，他們又通過對官方彙率和外彙影子價格比較估計後發現，人民幣對美元的官方名義彙率在整個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早期都是被高估的。
Heston（1999）對1999年以前有關人民幣購買力平價的研究情況以及購買力平價測算所麵臨的問題進行了總結。他認為，估算購買力平價的差異源於各個國家間比較項目的統計對象不同。例如，國際比較項目不包括衛生保健、教育和政府服務等三個行業。這三個行業都屬於非貿易品行業，故根據國際比較項目得出的人民幣購買力平價明顯低估了Balassa-Samuelson效應。例如，賓夕法尼亞大學世界表（PWT）將中國實際增長率從9%下調至5%，以反映官方經濟統計數據中對增長率的高估（即對通脹率的低估）。
Hussain和Radelet（2000）通過中國主要貿易夥伴的批發物價指數和中國的消費者物價指數之比得到了人民幣均衡實際彙率指數，再與實際彙率指數之比構造了一個指數，發現自1990年以來，尤其在亞洲金融危機爆發期間，人民幣實際彙率趨於升值。
Chang和Shao（2004）依據購買力平價理論測算人民幣均衡彙率，結果表明2001年和2003年人民幣對美元名義彙率分別被低估了20.1%和22.5%。
Bosworth（2004）用絕對和相對購買力平價計算了2004年度的人民幣均衡彙率後發現，若不考慮相關國家在收入水平上的差異，人民幣均衡彙率為1美元兌2元人民幣，而相對於2004年的中美名義平均彙率，人民幣應該升值4倍；若考慮人均收入差異，人民幣大約被低估40%。
Frankel（2005）使用購買力平價方法估算後認為：2000—2004年人民幣名義彙率低估約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