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1國內研究概述
國內學者在購買力平價理論框架下，運用均衡彙率理論對人民幣彙率進行了相關的實證研究。
我國最早運用購買力平價理論對人民幣均衡彙率進行量化研究的學者是陳彪如（1992）。他運用微觀經濟學的利潤成本函數，推算出了利潤最大化條件下本國與外國的物價對比方程，然後根據相對購買力平價理論得出均衡彙率方程，並以此為基礎測算了1980—1990年的人民幣均衡彙率與失調情況。
許少強（1995）對人民幣彙率調整的依據進行了分析，認為如果以購買力平價作為決定彙率的基礎，有可能會低估了發達國家的貨幣彙率、高估了發展中國家的貨幣彙率。人民幣對美元彙率若以人民幣與美元相比較的購買力平價作為調整依據的話，人民幣將出現高估，所以建議在該時期以出口換彙成本作為人民幣調整的依據。
易綱、範敏（1997）對人民幣絕對購買力平價和貿易品平價進行了測算。結果表明1995年中美兩國貨幣的購買力平價約為1美元折合4.2元人民幣，比名義彙率1美元折合8.35元人民幣高估約50%。
俞喬（1998）將人民幣實際彙率定義為國外商品的外幣價格換算成本幣價格後與國內商品價格的比值，運用相對購買力平價理論，分別以1991年和1994年作為基期，基期的實際彙率作為均衡彙率，以每一期的實際彙率與均衡彙率相比較來判斷人民幣彙率是否合理。結果表明：人民幣對美元和其他主要國際貨幣實際彙率已被嚴重高估，高估程度達到30%，而對我國主要貿易夥伴國家與地區貨幣的實際彙率則被高估45%以上，由此對我國產品的出口競爭力產生十分不利的影響，因而建議有關當局應在適當的時機調整人民幣名義彙率，使人民幣實際彙率逐步恢複到1994年初的水平。
陳學彬（1999）利用相對購買力平價的方法計算了人民幣對美元和其他主要國際貨幣的實際彙率，他的結論是1990—1999年人民幣對美元實際彙率一直處於低穀狀態，並認為穩定人民幣彙率並非“權宜性與過渡性政策”，也不是“政治內涵遠超過經濟要求”；人民幣對其他一些世界主要貨幣彙率存在一定程度的高估，這是由於這些貨幣對美元過度貶值帶來的，而該時期人民幣釘住美元，所以隨著美元對世界主要貨幣貶值，人民幣高估將得到一定程度的修正。因而，人民幣對世界主要貨幣實際彙率高估的問題並不需要通過人民幣的貶值來消除。
惠曉峰、於立勇（1999）以購買力平價和傳統貨幣學說作為基礎，構建了一個適用於人民幣長期彙率的優化模型。
張曉樸 （2000）對國外購買力平價應用研究作了總結和評價，並對1978—1999年中美名義彙率分別用相對購買力平價單變量模型、雙變量模型和三變量模型進行了協整分析。結果發現：在單變量和雙變量模型中，人民幣的彙率變動均不符合購買力平價理論，而三變量模型雖然在計量意義上協整關係成立，但其結果並不令人滿意。究其原因，他認為主要是因為：第一，1994年前的人民幣彙率由於彙率製度原因而缺乏彈性，由此扭曲了人民幣彙率變動與中美物價指數變動之間的關係；第二，中美兩國物價指數所包含的商品及其權數差異也是造成中美之間長期購買力平價不成立的主要原因；第三，影響兩國的彙率變動因素並非僅限於兩國物價指數；第四，人民幣彙率存在“超調”現象。
俞喬（2000）使用購買力平價理論對實際彙率進行了定義，並對實際彙率以及我國貿易加權實際彙率指數進行了測算，其主要結論是：人民幣貿易加權實際彙率指數自1991年初開始就不斷下降，在1993年中期達到最低點後便持續上揚，其中從1994年初雙重彙率並軌到1998年上半年這段時間，該指數已從76點上升至110點，上升幅度達到了45%。
徐劍剛、唐國興（2001）以布雷頓森林體係崩潰後的23個OECD國家貨幣實際彙率作為研究對象，利用ADF檢驗和PP檢驗拒絕了存在單位根的原假設，並進行了群體單位根檢驗，結果發現長期購買力平價成立。
胡鬆明、宛圓淵（2001）通過對傳統購買力平價理論的多國模型擴展，建立了一個n+1國的購買力平價模型，並運用這個模型對人民幣彙率進行了實證分析，檢驗人民幣的彙率是否偏離長期均衡值。最後得出了人民幣的長期均衡彙率值存在低估這一結論。
胡援成（2003）采用ADF和EG檢驗方法對1981—1999年人民幣對美元的實際彙率進行了單位根檢驗和協整檢驗，分析人民幣實際彙率是否滿足平穩時間序列，從而判斷人民幣對美元長期購買力平價是否成立。檢驗結果表明：人民幣實際彙率為非平穩時間序列，人民幣對美元長期購買力平價不能成立。在剔除了物價變動和勞動生產率變動因素後，人民幣實際彙率的偏差更大，說明人民幣彙率被低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