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知子營幹了二年，忽然接到縣文教局調令，調固安中學教高中政治，並且非去不可。固安中學是河北省重點中學，這一次是從全縣抽調人員加強教學力量，絕大多數被調者都高興異常，唯獨我是半推半就。我找到縣文教局，依然談自己想早些調回去，文教局也表示理解，讓我直接和固安中學談，把課表排得“合適”一些。我去到中學，得到了許諾。報到那天，真是“不是冤家不聚頭”，柳泉師範告密的老師也來報到，彼此點點頭，都沒說話。好在固安中學規模大，每個教研組都各有屋子，我們輕易碰不著。
教課並不費心，費心的是我下一步的人生策略教課再好，北京不會跑到固安去調一名教員。我隻有憑借自己的長處，力爭寫出一個好的京劇劇本。寫什麼呢？當時傳統戲還沒有開放，況且寫老戲，我是寫不過前輩的。看來隻有寫現代戲。寫哪兒的現代戲？思來想去，隻有寫新疆，因為新疆是隻有我才去過的地方，用力（勞動）雖然不多，用心（思索）卻不少。我就寫“文革”中期的新疆，那時候我還在那兒，還有發言權。再想：以誰為劇本的中心人物呢？我琢磨，必須以團級幹部為戲的主角，低於這個級別便沒了分量。如果高於團級，一是觀眾接受起來困難，二是我沒生活。於是，縈繞在腦子裏的無非是兩個真人——王政委或祁團長——我要寫，隻能取其一。
王政委在我之後的兩年，全家調離新疆，回到他老家河北某縣，擔任縣武裝部的政委，還是正團級。他的調回並不是個別行為，而是與他同來新疆的那一批北京現役軍隊幹部，幾乎全都“各奔老家”了。聽小道消息說，他們是集體“造反”，控訴林彪一夥的迫害。理由是，林彪一夥為了在軍委內部安插親信，硬讓他們這一撥原來在軍委機關工作的幹部“騰”位子，於是，他們才不得不違心“報名”來新疆。而後進軍委的林彪親信，的確在推行反黨反軍路線上賣了大力。狀子告到北京，幾經斡旋，最後來了個調和的了斷——軍委現任幹部中，大部分不動，少量問題明顯的調離審查；那些已然調到新疆的幹部，原則上不再回北京，而是把個人申請和組織安排相結合。在這種大背景下，王政委想想自己年紀也大了，還擠在北京幹什麼，索性找個離老家近點的地方一“忍”，就挺好。他調回河北之後，我有次還順路到他那個縣裏看過他。武裝部政委雖然也算是正縣級，但實權遠趕不上縣長和書記。吃飯時，他請我喝酒，並且說：“新疆的那幾年，跟夢似的。”對他此言此舉，我覺得都挺真實。但可惜我就是不能寫他，我總不能在劇本中去寫一個回顧當年“跟夢似的”的人物吧？在那時候，不是依然提倡大力描寫“英雄人物”嗎？
至於祁團長，我在新疆時和他沒有深交。隻在後來聽說，王政委走後，他依然停留在團長的崗位上，老老實實地抓生產，沒大作為，也沒出大漏子。他曾對手下的人說：“我沒文化也沒本事，當年讓轉業就轉業，讓紮根就紮根罷了。”話沒一點文采，可句句是實。他的話就像他的人，一旦華麗，反倒不是“那麼回事兒”了。
兩相對比過後，我選擇祁團長當戲的主角，當然，我對他重新做了設計，稍微升華了些。我這樣設計：祁在“文革”一開頭因處在“老保”立場被免職，被遣送到一荒灘中去放羊，一去四年沒人管。後來準備“解放”幹部（準備任命他為副團長）時，團裏派遣兩名青年幹部（一男一女，男的是同情祁的機耕連連長，女的是死硬的造反派，兩個偏巧又是戀人關係）去荒灘裏尋找祁。他倆進入荒灘之後，結果又碰上了附近地方（“地方”指的就是當地的少數民族）上的一男一女（男的是縣委書記，女的是維吾爾族姑娘）。這樣的四個人，性格、立場都各自不同，他們忽然發現荒灘中“開”出了一片開墾過的土地。立刻，四個人每人用一句唱詞“背供”著道出各自的感受——
棗兒汗：（唱）這邊廂糧豆間作奪高產。
（棗：少數民族女子）
陳少剛：（唱）那邊廂苜蓿繁盛巳齊肩。
（陳：機耕連連長）
霍芸：（唱）荒灘中是誰偷墾自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