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一晃幹了八年，忽地想起一句言諺語。
“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處處不留爺，爺到烏魯木（齊）。”
顯然，這是舊時代關內不舒心者的一句宣泄。在關內人看來，再不濟，烏魯木齊總是人生旅途的終點。再低，還能低到哪兒去呢？然而，我在吟詠這句諺語的時候，腳下的土地就比烏魯木齊還要低很多了。我不指地圖，就這樣給您介紹“腳下之低”吧——當初，我從北京坐了四天三夜的火車來到烏魯木齊。在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報完到，又坐了四整天的長途汽車來到阿克蘇，這兒是新疆第四大城，也是農一師的師部。為什麼隻說是“四整天”呢？原來在新疆，長途汽車都是曉行夜宿，晚上司機和乘客都住在公路旁邊的兵站（兵團內部的一種旅舍）。到了阿克蘇還不算完，我又得再坐多半天的汽車去往阿拉爾，這兒是塔裏木河北岸的重鎮，也是農一師九團所在地。我“文革”後出來時，就是從這兒遷出的。您說，當時我身處阿拉爾，心中遙想烏魯木齊，簡直是高如天上的一種感覺。可我偏偏想到舊時代“爺到烏魯木”的諺語，是不是有點兒玩世不恭？
我當時年紀三十出頭兒，心想再不能耽擱下去，於是又想到另一句話：
“人挪活，樹挪死。”
這回實際了，不再玩世不恭了。既然想到這兒，行動馬上也要“跟”上。我趁回北京探親之機，跑了一趟河北省固安縣，找到那兒的革委會主任兼縣委書記，一位現役的解放軍。自報家門，告訴他我的全部情況，居然不卑不亢，侃侃而談了一個多鍾頭，我還把發表過的文章和詩歌拿給他看。他一直不言語，但神情中充滿興趣。臨走時，是我發表“結束語”：“我的情況就是如此，我願意來固安就是貪圖離家近。縣裏如果肯要我，就請直接給我新疆的單位發商調函。”沒多久，縣的商調函發出，新疆那邊也就高抬貴手，放人了。我變賣了留在新疆的東西，從北京坐汽車到固安報到來了。
固安，就在北京城南一百多華裏處。我是打開地圖比著尺子選中這一個小縣的。
最初，我被安排在縣文化館，工作是“搞創作”。
這詞兒好聽，但一切是空的。創作什麼呢？文化館中有一位寫“歌詞兒”的，整天用手風琴複製著重複的旋律，隨後又用紙筆記錄下來，再填寫上最時髦的新詞兒。縣裏沒辦雜誌，沒辦法發表歌曲，他就寄到地區或者省裏的刊物，每隔一段還帶著芝麻香油去刊物“看”熟人。於是，他每年總能發表個十首八首的，由於內容多是和本縣密切相關的題材，所以他每年都評上“先進”。還有另一位寫小說的，是本縣人，前些年的大學畢業生。很質樸很愣也很傻，一門心思“泡”進村子裏的生活，然而出來的“東西”差，又不知道走門子，所以總是“窩”著。
我來了之後，本想寫戲曲劇本。一打聽，縣裏有個河北梆子劇團，根本不設編劇，隻跟在地區劇團後邊，學演《沙家浜》或者《龍江頌》。我一琢磨，先找點兒“好搞的”搞吧。就認真打磨了幾首短小的舊體詩詞寄給了《光明日報》，沒想到，很快就選發了。這一來，文化館內外很快又傳出流言，說我利用回北京的關係去報社“搞關係”，同時又說我為什麼單發舊體詩，總屬於思想情調偏舊的一類。我聽到也沒吭聲，一弩勁兒又寫了一大組新詩寄到北京的《詩刊》雜誌，沒想到很快又登出來了。沒等縣裏就此發表議論，我的長詩《黨費》又在《河北文藝》上發表了。
縣裏又傳流言：“徐城北申請入黨了沒有？他不申請入黨，一次黨費都沒交過，反倒一次次地拿起稿費！”
我沒來得及回答，但來自天津、上海、江蘇、山西的稿費卻一次次從固安郵局送到了我手上！那時稿費低，但工資更低。我那時才掙三十幾塊錢，可每次的稿費單最少也要五六十，最多的就是《詩刊》社給那首組詩的稿費，竟有小二百塊錢了！
當時，這才是最大的尷尬。我仿佛不能不取——是我靠勞動所得，憑什麼不能拿呢？可我自己一個月工資就那麼點兒，高至縣委書記也不過百十來塊，已經是縣裏的“高薪階層”了！可人家畢竟是書記，是革委會主任，是現役軍人，人家脖領子上有鮮紅的領章，人家帽子上有鮮紅的五角星！可你徐城北，什麼也不是，就憑腦子一轉，筆杆子在手裏一舞弄，票子就“嘩嘩”進了衣兜！看看吧，人家公社幹部背朝青天麵向黃土、汗珠子掉地上摔八瓣兒，你可好——坐在文化館有電燈電話的辦公室中“颼颼”掙著票子……
我也隨別人下過鄉，但不適應。新疆是瓜果梨桃、農林牧副，維吾爾、哈薩克連同漢族一共十三個少數民族，別提多豐富多彩了。可河北這裏，到冬天您放眼看，滿都是清一色的黑棉襖，也太單調了。我這些想法都是大實話，可不能原封不動往外說。我知道自己短期內熟悉不了農村，想要“現實主義”地寫這兒的生活，一個字：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