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思之後知難而退。我向縣文教局請求調動。沒想到一請就準。下來就是商量我下一步調到哪兒。您聽準了，當時縣一級設“文教局”，是把文化和教育放在一塊。我既然脫離文化，那就隻剩下教育了。我知道跑不脫教育，隻提了一個請求：不要離開從北京南下的那條公路幹線，這樣我每周回北京方便一些。沒想到這麼一提，局裏倒是滿口答應。於是，我便調到固安縣城南麵十幾裏地的柳泉（公社）師範了。
到了柳泉師範，唯一需要和校長商量的就是安排我教什麼課。校長原來想，我既然在縣裏搞過創作，當然是“教語文”。但我提出要“教政治”。他們奇怪，問我有什麼理由。我當即拿出60年代在大學中的政治課本《辯證唯物主義？曆史唯物主義》，那是艾思奇主編的，上麵滿是我用紅筆劃的條條杠杠。我說，高二高三正需要學這門課。
正好，他們也缺教這門課的教師，於是，我便走馬上任了。
俗話說，頭三腳難踢。可我頭三腳是做好了準備的。頭一腳：板書。我一上課堂，鞠躬行禮後一扭身，用粉筆唰唰在黑板的一側寫下我的名字——行草——漂亮！第二腳：教課內容上也下了功夫。我先把本節課程的內容消化透了，突現了重點，其他“一般之處”就可以一筆帶過。第三腳，我多少用了一些戲曲的表演手法。比如“起範兒”，戲曲中欲左先右，欲下先上。我講課中也是這樣，打算向一個方向去講，反而先向反方向試圖論證，由於有了這一頓挫，學生聽課的印象反而深刻了。
我接的是全校有名的亂班，平時隻有上班主任的課安靜。但也就憑我這頭三腳，居然也都服我了。我為什麼要選擇政治課呢？無非圖一個下課沒事兒。教語文就不行，改作文費時間不說，要想提高學生的作文能力，就不是一日之功。我當時想，既然教了政治，就一定要在全縣統一考試中出成績。我的辦法就是，隨時複習最基本的知識，一定把基本的概念之類“敲瓷實”。經過這樣一段打磨，這撥學生果然給我爭氣，連續幾年在全縣考試中名列前茅。等到後來國家恢複高考後，我有形無形地就成為全縣高中政治教師中的“一把手”。每逢高考過後的統一判卷，縣文教局總是安排我去。
歪打正著。
“文革”中後期，縣裏跟著北京追“政治謠言”，學校有人揭發我每次從北京回來，總愛學舌說些“小道消息”。於是，縣公安局找我談話，追究消息來源。我當時創造說：“是歸途中在飯館吃炒餅時聽說的。”公安幹部打斷說，“別編了，我們是不想真抓你，你記住今天有這麼一回事兒就行了。以後你要再是這麼著，就不是今天的對待了。”
我回到學校，校長找我談話，指出縣公安局來電話說我“不適合再教政治”。為了應付上邊，決定暫時把我調到學校農場，和另外一名老職工住在那“天蒼蒼、野茫茫”的地方。每逢有學生去勞動時，就給學生派活兒。
這是“不是懲罰的懲罰”。我服從了。一去兩年多，成天逮螞蚱炸著吃。最後等北京粉粹了“四人幫”，校長又找我，要我仍然回來教政治。這回是我不樂意了。我向縣文教局請求調動，想調到知子營公社的一個村子去教小學。縣裏很奇怪。為什麼我在固安幾年是每況愈下——先由縣降至公社，再由公社降至村兒，難道是對柳泉學校前兩年對我的處置不滿意？我回答“否”，純粹是為了回家方便，因為這個村子的近鄰，就是中央輕工業部的幹校所在地。他們每天有班車回北京，隻花兩毛錢買張票就行了。縣裏無話，同意。於是，我便在一個小村子的民辦學校當起公辦教師。教的是複式班——左一半是一年級，右一半是三年級；左邊上算術，右邊教語文。我把課集中在四天中上完，完了課我就回北京。
縣文教局默許我的行為。看到我來縣已經五六年，為縣做的貢獻（我曾幫校辦工廠到北京“跑”鋼材）也“差不多”了。隻要北京肯要我，他們一準放人。縣裏明白，柳泉那麼做多少有點“對不住”我，現在“睜一眼閉一眼”，就算是給我“補償”。走了我一個，還會有其他“遠在天邊”的北京青年源源請調固安。盡管青年都屬“飛鴿牌”，都想拿固安當“跳板”，但縣領導以為“飛鴿”一旦落下就得先呆幾年，把“跳板”先當得“差不多”了再走，於人於己都不是壞事。
我一方麵把小學的功課教好，其他時間就一門心思想回北京了。屈指算來，我已經離開北京十三四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