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麼也想象不到，我當初在北京學唱過的京戲，會在後來的新疆派上了用場。
“文革”中期，我所在的塔裏木河九團二連，在準備秋收勝利文藝晚會時，竟然決定排演《紅燈記》的“痛說革命家史”和“赴宴鬥鳩山”兩場戲。其中李玉和的扮演者，眾口一詞就選定了我！可是再一想，如果我不演，還能有誰呢？不是我狂，因為這兒不是北京，而是遠離北京有萬裏之遙的塔裏木。更何況，這兒僅是碩大的塔裏木瀚海中的一個小而又小的“點兒”：二連。在二連中，隻有我這麼一個北京人，並且是在戲曲學院中認真學過演唱的人。我甚至可以再狂一些：在全團“能唱老生的人”中，也隻有我能按照原來的調門演唱。
我的資本有：在全團舉行的三級（團、營、連）幹部會議上，特地要我在會前指揮所有幹部高唱《智取威虎山》中的“我們是工農子弟兵”唱段，並且得到了一致的好評。
我的資本還有：我在前度返回北京探親時，多次看了中國京劇院浩亮等人的演出。
所以，我就不能推托了。
但我心裏又沒有底：從沒學過表演，從表演角度講肯定“不及格”。再一想，這兒不是北京，天高皇帝遠，誰管得著？誰管得了？演戲就是解悶兒，解悶兒就是逗樂兒——這種見解，顯然和北京又有了比萬裏還要遙遠的距離。
距離，在某些時候就是一切。
我扮李玉和，那些其他人物呢？李奶奶、鐵梅和鳩山，分別由三名上海青年擔任。從專業角度，他們仨沒一個能成，但是從上邊講過的那層道理看，他們仨不但能成，而且很優秀。
唱老旦的姓顧，本嗓很好，平時“唱著玩”時就“來”過李奶奶，一張嘴就“直逼”高玉倩。這裏的“來”中，也包含了簡單的表演。
唱旦角的姓俞，形象漂亮，剛結婚不久，豐姿照人，隻是不會使小嗓兒，拔高音兒挺費力。我教她發聲要用丹田氣，具體說，就是肚臍兒下邊三寸的地方，要用力把氣“拱”到後腦勺，再轉到鼻腔和口腔中來。這麼唱，一不費嗓子，二有“立音兒”，好聽。
可她一直練不好，我就說：“算了，也許到了台上，你一身臨其境，用氣也就對了。”
唱鳩山的姓汪，愛抖小機靈，特別會來“事兒”，平時就是個調皮鬼。他不準備走袁世海的路子，因為他沒有大花臉的嗓門。領導有點擔心，怕他把人物演“歪”了。我跟領導說，“沒事兒，鳩山這個人物可以‘兩門抱’。換言之，既可以用花臉演，也可以用醜行演。演員隻要在台上會‘來事兒’，讓看戲的人興奮起來，就一定行。”領導見有此說，也就答應了。事實證明，他的“戲”比誰都好，渾身冒小聰明。
排戲前先研究化裝，這是我提出來的。因為京劇中有一條“先找扮相”的原則，無論排一個什麼戲（特別是新戲），演員先得“找準”自己的扮相。京劇人物穿什麼，戴什麼，不能光從外表上“像”那個人物，更得想辦法把這些穿戴“耍弄”起來，在動作中成為展現人物性格的一種手段。劇中李玉和有一條很長很長的圍巾，幹什麼？就是讓他在“甩動”當中展現李的那種無堅不摧的氣魄。要是用隻有一尺半的短圍巾，你拿在手裏就沒辦法“甩動”了。恰巧，我進疆時把父親30年代用過的長圍巾帶來了，用在戲裏正合適。
我扮李玉和，必須得摘眼鏡。我隻好服從。但是兩眼模模糊糊的，看見舞台上的“對手”也是朦朧的。我想起北京的葉盛蘭，他是深度的近視眼，扮演小生，可與同台的青衣談戀愛，眉飛色舞，一點不受影響。在武戲中，能和對手“打”得天衣無縫。這是什麼？是功夫，也是修養。看來，我得練——好好地練。此外，看不太真切也有好處，可以看不到台下觀眾的反映。尤其是我這種“初學乍練者”，少一點台下的幹擾，省得分心。
演出那天，我精氣神兒特足。開頭的那場“說家史”，我隻是開頭有戲，後來就看李奶奶和鐵梅的了。我開的頭不錯，她倆受到鼓舞，後邊一個念一個聽，戲都演得很入境。李奶奶唱得高亢入雲，把鐵梅的情緒“逗”起來了。她最後一句唱的“不打盡豺狼，絕不下戰場”中的“場”字，從來也沒有那天那麼神完氣足。我在後台都聽見前邊熱烈掌聲，還聽見司儀高喊“拉幕，拉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