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元元年(公元56),東漢又初建三雍——明堂、靈台、辟雍。這雖然主要是舉行祭掃、典禮場所，但都與教育有關。明堂本是古帝王宣明政教的地方，凡朝會、祭祀、慶賞、選士、養老、教學等大典，均在這裏舉行。後來隨著宮室的完備，明堂的許多功能逐漸轉移，但一般仍在近郊建明堂，以存古製。曆代禮家對明堂之說，聚訟紛壇，其中一種說法認為，明堂、清廟、太廟、太室、太學、辟雍是一回事，學人多信從之。由此可見，明堂與教育是有關係的。近世學者研究指出，所謂明堂係原始社會氏族議事大房子的遺存，這裏同時也是兼施教育的場所。
辟雍原是周代為貴族子弟所設的大學，其四周有水，形如壁環，故名。在那以後則多用於藏書。靈台為周時台名。《詩·大雅》即有《靈台》詩，其中寫道：“經始靈台，經之營之。”古人箋注：“觀台而曰靈者，文王化行似神之精明，故以名焉。”西漢所建靈台，在長安西北，為觀測天象之所。東漢靈台性質與之相同。總之，太學和三雍，彼此呼應，共為京師洛陽文化教育的中心。
除中央有太學外，郡國各地，都興起許多官學私學。
由於光武帝劉秀鼓勵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所以郡國各地都開始辦私學很快形成文化教育的大昌盛時期。比如，寇恂在做汝南太守時，“聘能為《左氏春秋》者，親授學焉”,常山太守伏恭也在當地“敦修學校，教授不輟”。名儒歐陽歙在任大司徒以前，也長期在所任職太守的汝南，“教授數百人”,達九年之久。《歐陽尚書》專家牟長，在任河內太守期間，也在地方為諸生講學，“常有千餘人”,前後從學達萬人。
魯恭在明帝政府就職之前，也曾“留新豐教授”,後來成為著名的白虎觀會議的主將之一。他的弟弟魯丕，“兼通《五經》,以《魯詩》《尚書》教授，為當世名儒”。牟融，北海人，長年在地方教授《大夏侯尚書》,“門徒數百人”,後來才在明帝朝從政，官至大鴻臚、大司農。山東琅邪還有一位名師徐子盛，以《春秋》教授數百門徒，後來在明、章二朝顯名的名儒承宮，就在他的門下邊勞動邊求學，“為諸生拾薪，執苦數年，勤學不倦”,終於成名。
這樣，從中央到地方，形成一個儒學的教學網，在地方授徒的，有的本人就是郡守縣長，有的則為私人講學。不管公學私學，總之使東漢時期形成了以儒家經典為教育內容，以社會教化為宗旨的一整套嚴密的教育製度。
興學與讀經是緊密相關的，因為不論是太學或是郡國學，所學皆為經學。所謂《五經》十四博士，亦即展現了太學設立的經學門類。過去天下散亂的時候，經書典籍受到極大的破壞；因為劉秀愛好經術，每到一處先拜訪儒者雅士，尋求散落的經書；聽聞這個消息原來懷協圖書逃遁林藪的四方學人，從此帶著珍藏的經籍，雲會於京師洛陽。這樣，由於劉秀這番精心搜尋，當他遷還洛陽時，其經牒秘書就裝載了兩千多輛車；“自此以後，三倍於前”,這些當然都是四方學士雲會京師的結果了。
太學出身的劉秀，對講論經義興趣特別濃厚。他常常率領大臣們研討經學問題，經常搞到夜半時分才睡覺。當時為立經博士之事，每有激烈爭論。如尚書令韓歆上疏，建議為《費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劉秀則命公卿、大夫、博士會於雲台，開會討論這件事。會議由劉秀親自主持，博士範升首先發言表示反對，接著，“與韓歆及太中大夫許淑等互相辯難，日中乃罷\"。有時，大臣以上書的形式表示自己的經學見解，最多的時候甚至達到了一天“十餘上”,劉秀也都親自披閱，真可以說是忙得不亦樂乎!
光武帝時期不但在中央和地方為臣為民廣泛興學，而且還把儒學教育也辦到宮廷內部來。他為此特意邀請碩儒大師作為宮廷教師，教授皇太子、諸皇子和宗室子弟。前後有當世名儒桓榮、郅惲、劉昆、包鹹，等等，在光武帝宮中為皇太子師者。劉昆為易學專家，對孔子儀禮十分熟悉，在王莽亂世，他經常帶著門徒五六百人，當“春秋饗射，常備列典儀，以素木瓠葉為俎豆，桑弧蒿矢，以射菟首”,在行大禮時，引動周圍郡民的群觀，轟動一時。光武帝時他任弘農太守，是當時著名的良吏清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