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王莽更始時的政局混亂，引起天下禮樂分崩，典文殘落，四方士人也“多懷協圖書，遁逃林藪”,逃避暴政和戰禍。所以當劉秀統一之後，也麵臨一個文教事業，重新振興的重要任務。
光武帝劉秀在教育事業的發展中，所做出的重要貢獻，其作用可與漢武帝、漢宣帝、漢明帝相比。這是因為在統一戰爭尚未結束的建武五年(公元
29),他就在戰爭的廢墟上重建太學，這一舉措使得這一所國立大學初步規模，又重新具有“籠豆幹戚之容”“方領矩步”之人。
建武五年(公元29),這個時候光武帝尚遠未統一中原，北方彭寵割據勢力主力剛剛平定，東方戰線幹戈方酣，西部隴蜀尚未有餘力重兵進討，此時全國的形勢正如隴右割據勢力的大將對主子隗囂所言的那樣“今南有子陽(指公孫述),北有文伯(指彭寵),江湖海岱，王公十數”。鹿死誰手，究屬未定。在這樣天下大亂不止的時候，光武帝大興文教，起修太學，這項舉措可以說與他“未及下車，先訪儒雅采求闕文”的措施，同樣具有超人之智。
中國的太學，可以說是封建社會官立的大學，這種教育製度可以說在世
界教育史上排名第一。最早的太學，創辦於西漢武帝元朔五年，即公元前124年，最初有經學博士(教師)和博士弟子(大學生)各數十人。但太學的發展很快，到西漢中期的昭帝、宣帝時期，已經發展到太學生二百人；元帝時更增至一千人；成帝時達到三千人。
西漢末年平帝時，分為逸經、古記、天文、曆算、鍾律、小學、史篇、方術、本草以及五經、論語、孝經、爾雅各種經學、史學、文字學、醫學、數學等專科，太學生以至數千人。在王莽當政時期，不管他政局如何，太學卻依然在發展，史載太學生的校舍就興建了“萬區”。東漢時光武帝和明帝，因為本人篤信儒學，所以均大力發展儒家教育，他們的後代繼續興教，到東漢質帝時，太學生數目猛增至三萬名之多。
光武帝經常親臨太學視察，可見他對新建的太學的關心。有一次，他車駕臨太學，會同諸博士在禦前“論難”。當時名儒桓榮“被服儒衣，溫恭有蘊藉，辯明經義，每以禮讓相厭，不以辭長勝人”,這讓所有參加辯論的博士都自愧不及，從而博得光武帝的“特加賞賜”。這一次光武帝還召集諸生“雅吹擊磬，盡日乃罷”。光武帝還經常詔令學者們“說經”,有一年正月初一正旦朝賀，光武帝於是令群臣能說經者互相詰難，說不通者即下座讓給勝者，由博士出身，官任侍中的戴憑屢辯屢勝，竟然重坐五十多席，以致京師為之語曰“解經不窮戴侍中”。光武帝還請桓榮當麵說《尚書》,聽桓榮所言十分欣賞，立即拜官議郎，賜錢十萬，還特聘他為太子師。
我國教育史家認為，西漢時經學教育中的“問難論辯”方法，是一種很好的教育方法，它可以繁榮學術，推動文化發展，東漢大思想家王充的理性批判精神，就是因為受了這一傳統的影響。光武帝時代的詰難風氣，也體現著東漢初期一種蓬勃向上的精神和光武帝本人的開明作風。
光武帝在建立太學同時，還把儒經的教學內容固定下來，重新振興和整頓，協調儒學。
於是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禮》大小戴，《春秋》嚴、顏，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總領焉。
這一段包含好幾層意思：第一，光武帝很重視太學教學內容，也十分重視儒學各家各派的統一振興，所以才讓九卿的首席官太常來主管此事。三公、大將軍下就數太常，位列九卿第一，他主管的任務除“掌禮儀祭祀”(國古代向來“唯祀與戎，國之大事”)外，還主管“每選試博士”。其下屬“博士祭酒”,則專管“掌教弟子”之職。教育事業放在九卿各部的首位，這就可以看出東漢政權對此的重視程度。第二，兩漢時期，尤其是西漢中期以後，孔子的儒家學問產生了兩大派別的分歧，即所謂今文經和古文經的爭論。為此，兩漢政府專門召開了三次大型學術會議，集中群儒來討論統一、協調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