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陽歙，字正思，新莽時為長社宰，更始朝任武原令。劉秀平定河北至武原，見歐陽歙政績卓著，遷河南都尉行太守事。東漢建立後，他就被封為列侯，曆官河南尹、揚州牧、汝南太守。歐陽歙在任上，一邊做官，一邊教書，常有學生數百人，是一個亦官亦學的人物。後征拜大司徒。然而屁股還沒有坐熱，便東窗事發，銀鐺入獄。他的那些學生們自然為老師鳴不平，守闕求哀者竟多達千餘人。甚至有人自己剃去頭發，意謂自受髡刑，以表示救助老師的決心。
有一個叫禮震的十七歲青年人，聽說歐陽的案子就要開始判決了，立刻從家鄉平原(今山東平原南)趕赴京師，當行至河內郡獲嘉縣(今河南新鄉西)時，就把自己捆綁起來，向皇帝上書道：“臣師大司徒歐陽歙，學為儒宗，八世博士，而以臧咎當伏重辜。歙門單子幼，未能傳學，身死之後，永為廢絕，上令陛下獲殺賢之譏，下使學者喪師資之益。乞殺臣身以代歙命。”其中心意思就是要求替代歐陽歙去死，以拯救《歐陽尚書》這門學問，使它不致廢絕。不巧的是，當這份上疏奏至皇帝那裏時，歐陽歙已經死在獄中。
然而，緊接著歐陽歙的掾屬陳元又“上書追頌之，言甚切至”。劉秀見引發了這麼多的事情，頗感棘手，同時也擔心落一個殺賢的不好名聲，於是給已死的歐陽歙“賜棺木，贈印綬，賻縑三千匹”,這樣做就等於替他恢複了名譽，而所犯臧罪也就不了了之。表麵上看，劉秀與歐陽歙，是皇帝處理度田不實的大臣，而實際上劉秀所要麵對的，乃是以歐陽歙為首的以其弟子為骨幹的儒宗豪族集團。雙方在較量的初始階段，劉秀還相當主動，占有優勢，但最後的結果，卻是以皇權的某種退卻而告終。
建武十六年，劉秀又開始對度田不實的郡太守大開殺戒。“河南尹張印及諸郡守十餘人，坐度田不實，皆下獄死”。這次的嚴懲還涉及功臣劉隆。
劉隆，字元伯，為南陽劉氏宗室。
王莽居攝時，劉隆，父劉禮與安眾侯劉崇就起兵反莽，事敗，罪滅滿門；劉隆當時不滿七歲，因為這個原因才幸免於難。當劉隆長大後，學於長安，並投身農民軍，被更始帝拜為騎都尉。他得知劉秀在河北發展勢力，便又投奔到那裏，仍被任為騎都尉，與馮異共拒朱鮪、李軼等。在這段時間裏，李軼殺害了留在洛陽的劉隆的妻子。劉秀稱帝後，他受封為列侯，拜誅虜將軍，在這以後參加過討伐李憲的戰爭，並屯田武當。建武十一年(公元35),他受任南郡太守，在其後的度田中，因為有嚴重的舞弊行為，被征下獄。劉秀因為覺得劉隆是宗室，又是功臣，“特免為庶人”。劉秀這次之所以殺郡國守、相比較多，他就是希望通過此舉起到某種震懾作用。有一次，他從容地向虎賁中郎將馬援說道：“吾甚恨前殺守、相多也!”意思是講，我十分後悔前些時候殺的郡守、國相太多了。馬援的回答十分巧妙，他說：“死得其罪，何多之有!但死者既往，不可複生也!”意謂這些人的死是罪有應得，談不上多不多的問題；不過已經死了的人，卻是永遠不可能再活過來了!話語之間，隱含著一種批評。劉秀聽罷，哈哈大笑起來。
然而，劉秀萬萬沒有料到，他的高壓政策不僅沒能使度田令順利得到實施，相反所帶來的竟是以民變形式出現的武裝對立與抗爭，“郡國大姓及兵長、群盜處處並起，攻劫在所，殺害長吏”。這就是所謂的“度田事件”。在“並起”的反抗者隊伍中，“大姓”“兵長”屬於一類，而“群盜”則屬於另一類。前者就是豪強地主，他們反抗是為了保護自身的既得利益。後者就是農民大眾，他們反抗一則是反對政府的控製；再則也是反對官員借度田之名轉嫁負擔胡作非為。
如此兩類反抗交織在一起，雖然讓反抗的聲勢異常強大，但也令整個事件的性質也變得複雜化。劉秀命令“郡縣追討”,可是“到則解散，去複屯結”,軍事鎮壓幾乎無能為力。在這些反抗的地區，以“青、徐、幽、冀四州尤甚”。後來，劉秀采取鎮壓與分化相結合的好辦法，鼓勵反抗者自相揭發，規定“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
另又對官吏實行了特殊政策：“吏雖逗留、回避、故縱者，皆勿問，聽以討奸為效；其牧守令長坐界內盜賊而不收捕者，又以畏軟捐城委守者，皆不以為負，但取獲賊多少為殿最；惟蔽匿者，乃罪之。”這就是說，官吏們以往種種過失或錯誤，可以一概不論，而今隻看“討奸”“獲賊”的情況，以這個作為考核的標準；唯有蔽匿反叛的，才算犯罪。有了這種特殊的政策，官吏們也就全都放下包袱，輕裝上陣，“於是更相追捕，賊並解散”。對於那些捕獲的大姓兵長，則把他們遷徙到其他郡縣，不但不予處罰，反而倒“賦田受稟，使安生業”。很明顯，劉秀對豪強地主和他的官吏，一概給予了妥協讓步，而對農民大眾，卻分化瓦解，予以鎮壓。如此，反度田的鬥爭總算被平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