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連飯也沒顧上吃，慌慌張張從朋友家中跑出來，遠遠就看見了我家的街門口堆滿了人。見我回來了，人們停止了交談，並且主動地給我讓出了一條路，許許多多的人的目光刷地都集中在我的身上，那年我剛剛十二歲。十二歲的我傻乎乎地不懂得害怕不明白家中到底發生了什麼大事，但從人們驚恐的目光和鮮紅的血跡中，我意識到家裏發生了可怕的事情。
父親用菜刀砍傷了人。
六十三歲的父親用菜刀砍傷了比他年輕二十多歲的生產隊長。
父親用菜刀砍傷那人後跑了。
六年之後的一個中午，已經六十九歲的父親背負行囊步履蹣跚獨自行走在白雪皚皚的曠野上，我們並不知道那天是釋放父親的日子。父親說他給家裏寫過信，但我們沒有收到，可我還是在那個中午從家中出來跨過那條凍得鐵板似的陽武河，朝火車站走去，在施家野莊同火車站的交界處，我看到一個緩緩滾動的灰色的球。憑直覺我便斷定那是父親，我飛快地向那個灰色的球跑去。果然，是穿一身灰衣的父親背著一塊灰色的被子。我從父親的背上接過那床鋪蓋擱在自己的身上，看著父親那張衰老了許多的麵孔，我哭了。然而父親卻沒有哭，甚至是笑嗬嗬地說，哭什麼，這不好好的，記住，男人的眼裏應該冒火，隻有女人的眼裏才會流水。
父親砍傷人的當天先跑到離我們村幾裏的一個親戚家借了幾塊錢便乘火車到了在太原工作的叔叔家。公安局的人也不是白吃幹飯的，沒幾天便把畏罪潛逃的父親追捕歸案。父親被判了六年徒刑，我至今還記得那張判決書是一張劣質的十六開的用藍色油墨印的，大意是：司馬謹不務正業，在家聚眾賭博，故意破壞春耕生產，更為嚴重的是用菜刀砍傷製止賭博的生產隊長XX……父親聚眾賭博不假。其實，那時候聚眾賭博的人遠遠不止父親一人，而且，這種聚眾賭博往往出於一種無奈，可不像現時已成為一種消遣，成為一種時髦。六三年，人們的生活稍有好轉，但饑餓仍然像魔鬼一樣威脅著許許多多的人。父親所以聚眾賭博是因為家中沒有其他辦法，父親想通過這種手段來賺幾個錢買點糧食，好讓全家人平平安安度過春荒。我這麼說絕沒有為父親開脫罪責的意思，不管有千條理由萬種借口，聚眾賭博是錯誤的，拿菜刀砍人更是錯上加錯，盡管主觀上沒有那種願望，但客觀上影響了春耕，事實上形成了“破壞生產”。
對判決有爭議的是“製止賭博的生產隊長”這九個字，村裏的人都明白，那個生產隊長是附近聞名遐邇的賭棍，他之所以那麼積極地去“製止”賭博並非出於保護春耕的目的，而是同我父親一樣想把在我家打麻將的人叫到他家去賭！那個時候，誰家比誰家也強不了多少，而且他們家的人更多，負擔更重。
據目擊者和當時在桌子上打麻將的人講，那個生產隊長當天喝過酒，也就是說，當時他已經失去理智。當他第一次闖進家中把麻將揚在院裏之後，父親和玩麻將的人們誰也沒有吭氣，但也沒有離去，等生產隊長走了之後，幾個人耐心地把撒在院裏的麻將一塊一塊揀了回來，重新投入了戰鬥。如果生產隊長不再卷土重來或者父親他們就此收攤也就不會發生以後的事情。問題是雙方都沒有這樣做。生產隊長沒有達到自己的目的，第二次闖了進來，手裏揚麻將，嘴裏還罵罵咧咧，本來就憋著一肚子火沒處發的父親，終於果斷地從風匣板下麵抽出了菜刀，毫不猶豫地向生產隊長的頭顱砍了過去，一連砍了十幾刀。我想生產隊長之所以沒有喪命，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那口菜刀太鈍且上麵有好幾個豁口；二是父親年紀大了，畢竟是年歲不饒人啊。也有人把生產隊長能活下來的原因歸功於搶救得及時和大夫的技術高明，不管是哪種原因起了作用，反正沒有多久，生產隊長便頻頻出現在村裏的大街上。湊巧的是，生產隊長的兒子以及那個大夫的兒子都曾經是我的同班同桌的同學。
父親穿著那身鐵灰色的洋布衣服在一九六九年那個寒冷的冬天回到了村裏。最顯著的變化就是嘴裏的新名詞多了，跟人說話也和氣多了，這功勞完全歸功於我們偉大光榮正確的黨的成功的改造政策和農場領導諄諄的教導。
父親的身體很好，回來之後幾乎天天上地參加勞動，如果有事總要向生產隊的領導請假。父親在地裏常常跟人們談起監獄裏的事，當然，絕對是正麵宣傳，裏麵的生活如何如何好，紀律怎麼怎麼嚴，等等。六十三歲的父親在進人花甲之年後竟然學會了做鞋。父親納的鞋底那才叫絕，那鞋底簡直成了工藝品，針腳十分均勻，真是橫看是行，豎看也是行，用兩隻手握住鞋底的兩頭費好大勁才能把它扳成弓形。父親納鞋底跟村裏的女人們不一樣，不是單純地用手，而是借助於木頭夾板，父親把鞋底夾在兩塊板子中間，用錐子紮一下，拿針穿一下，既省力氣又節約時間，在人們的一片讚揚聲中，飛針引線，頗為得意。每當有人誇他的手時，接近古稀之年仍然耳不聾眼不花納鞋底不用戴眼鏡的父親的麵部生動得很，上上下下寫滿了得意，那樣子同一個孩子沒有多大區別.父親給集體幹活時很賣力氣，有時竟同年輕人們比試。在我們老家，撒羊糞是最苦重的活兒，可父親跟年輕人一樣挑起了籮頭，一擔就是一天。那天晚上回到家，父親連飯也沒吃水也沒喝，躺在炕上哼哼呀呀叫個不停，我勸他以後再別逞這個能，誰知父親霍地坐起來，用手指著我的鼻尖好一頓訓斥：年年輕輕就是這種思想，以後可得好好學習《老三篇》，認真改造世界觀，像林副統帥一樣，學習《毛主席語錄》要活學活用，立竿見影，當真正的革命派。說完又躺在炕上哼唧起來，一直哼到半夜我睡著以後。第二天，我說給他請個假，沒想到他不領這個情，反而瞪了我一眼：革命戰士輕傷不下火線，我既沒病又沒傷為什麼要請假？說著擔起了籮頭一拐一拐走了。這篇小說開始寫得很順利，前邊的七千多字隻用了三個小時。沒想寫到這裏給卡了殼。原因是我記不起父親和村裏當時的支部書記發生爭執時說了一句什麼話，而這句話至關重要，可我想了一個下午又半個晚上還是沒想起來，無奈，隻好求助於父親。臨睡前，我默默地向父親祈禱，希望父親幫助我，把當時的情況告訴我．第二天醒來，我的腦子裏依然是一片空白。穿衣服中間，妻醒了，妻睜開朦朧的雙眼，跟我說，你猜我夢見了什麼？我說我不知道，妻說我夢見了你的父親。我以為她開玩笑，便說，你知道我父親長得什麼樣子？妻說，你父親中等個子，胖乎乎的，白胡白鬢白頭發，長的絡腮胡，走起路來有點像企鵝。妻子說得很像。父親的腿有點羅圈，走起路來左右搖擺，確實跟企鵝有點相似。妻子還告訴我，好像父親還特意叮嚀他跟劉什麼爭執是因為一句沒有共產黨就……妻子的話喚醒了我的記憶，沒等妻子說完，我飛快地穿好了衣服，把自己關進了書房，寫出了以下的文字。父親從勞改農場回來之後，另一個顯著的變化就是特別關心國家大事，每天都要到大隊去看全村僅有的三份報紙：《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山西日報》。郵遞員圖省事，常常把報紙擱在大隊門口的代銷店裏。代銷店的代銷員姓劉，叫劉大頭，還是個黨員，年紀有四十來歲。那天，父親照例又去了代銷店，父親拿著一張報紙，在那個冬天的早晨裏倚在代銷店外邊的櫃台上，一邊看一邊念叨：沒有共產黨就……恰恰就在這個時候，一股風不偏不倚竄進了父親正張開的口中，噎得父親打了個噴嚏，念拉了後半句那一個平時無關緊要現在無比重要的“沒”字。那會兒，眼前再沒有別人，父親當時也沒在意，看了一會兒就回了家。
晚上剛吃過飯，大隊的高音喇叭就叫了起來，通信員在喇叭裏喊：全體黨員團員基幹民兵聽到廣播以後，馬上到大隊開會。前邊說過，因為父親的“曆史問題”和“現實問題”，我未能成為共青團員共產黨員，但因為我學《毛選》學得好能一字不差地背誦《毛主席語錄》，出席過公社學毛著積極分子代表大會，並且參加過縣裏的講用會，大隊破例吸收我為基幹民兵，允許我參加每天早上的民兵訓練和青年突擊隊。聽到喇叭裏的通知，我正要出門，大隊的通信員來了，通信員跟父親說，司馬大哥，大隊讓你馬上去學校開會。我父親一聽讓他去開會。簡直有點受寵若驚，邊穿鞋邊用袖子擦汗，嘴裏忙不迭地說好好好，好好好，我現在就去。我和父親其實都很傻很笨，一點也沒有意識到大隊要開什麼會，為什麼還要讓父親這樣的人去參加，他既不是黨員也不是什麼積極分子，而是剛剛才釋放了二年的勞改員。在那個伸手不見五指的夜晚．我和父親一前一後在小刀般割得人生痛的朔風中疾步來到學校的教室裏。父親還沒進門就讓治保主任民兵連長一邊一個給扭了進去，這時我才注意到教室的正麵貼著一塊塊白紙，上麵寫著：曆史反革命現行反革命分子司馬謹批判大會。從那天起，父親成了“雙料”的反革命，成了村裏批判的重點對象，成了進行階級鬥爭和路線教育的反麵教材．成了革命大批判的“活靶子”。從那天開始，我也被清理出基幹民兵的隊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