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的批判會開得很嚴肅。批判會由在我們村蹲點的工作組的老程主持，主要發言人是代銷店的劉大頭。劉大頭義憤填膺毫不留情地上台揭發了我父親當偽村長時用村裏人的錢去孝敬日本人和勾子軍，給他們吃肉給他們喝酒，解放後也不向政府坦白交待低頭認罪老老實實接受改造。從勞改隊出來後，假裝積極，蒙蔽和欺騙廣大革命群眾，但是，紙裏是包不住火的，狐狸的尾巴終於又露了出來：司馬謹今天竟公開叫囂“沒有共產黨就有新中國”，其反革命氣焰是何等囂張！我們貧下中農一千個不答應，一萬個不答應！我們要牢記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教導：“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他就不倒，這也和掃地一樣，掃帚不到灰塵照例不會自己跑掉”。我們要把反革命分子司馬謹打倒在地，再踏上一隻腳，叫他永世不得翻身！說完之後，就帶頭呼起了口號，那響亮的口號聲震得教室嗡嗡響，震得人的耳膜隱約作痛，那口號聲穿過門窗穿透牆壁，在寒夜裏經久不息地飄蕩……批判會結束後，我攙著父親慢慢地向家中走去。幾年來，我從未像今天這樣同情過父親。對於父親，我原來的怨氣讓強烈的同情心給融化了。在凜冽的寒風中，與其說是攙扶，倒不如說是背著更確切些。在近四個小時的批判會上，父親一言不發，既沒有解釋也未做分辯，他昂頭挺胸，很平靜很認真很仔細很坦然地聽著劉大頭的批判發言，那一雙大眼睛透出兩束灼人的光，那目光穿透劉大頭的身軀，射向他的心髒，讓前年患肺癌死去的劉大頭不寒而栗。去年我回老家後聽說他身患絕症就去家裏看他，躺在炕上不能起坐的劉大頭沒想到我會去看他，混濁的老淚在刀條般的老臉上亂竄，訕訕地跟我解釋二十多年前的那次批判會。我勸他好好養病，別把這些事放在心上，那是時代的產物，那個時候人都患了病，都變成了非人，不能全怪你。
父親回到家中之後，讓我睡在他身邊，用從來也沒有過的非常溫柔的聲音告訴我三件事：第一件是劉大頭的父親就是我父親的前任村長，這家夥是個心狠手毒奸詐貪婪的人，他從老百姓口袋裏搜刮上錢財，一部分應付了日本人和勾子軍，另一部分就裝進了自己的腰包裏，父親一氣之下當了村長就等於斷了他的財路，他能甘心嗎？他懷疑日本人用刺刀捅他就是這家夥搗的鬼。第二件是那天念報紙時讓風給嗆了一口，他也記不清念沒念那個“沒”字，即使沒念也不是有意的，更不是要反對共產黨。劉大頭所以這樣做完全是出於個人的目的，一方麵向工作組顯示自己的積極，另一方麵是為了報複，這就叫一箭雙雕。事實上劉大頭的兩個目的都達到了，他沒幾天就當上了村裏的黨支部書記。最後一件也是最重要的一件，爹那幾年把你爺爺留下的家產都踢騰完了，也沒給你們留下一點，爹對不住你。不過，請你相信，爹沒有胡花過一分，這些錢打發你奶奶用去一部分，你姑姑出嫁花了一部分，剩下的一部分爹給了一個當兵的，他跟咱們家還沾點親，聽說去了台灣，也不知到現在還在不在人世。那時候他說他是籌集資金購買軍火，準備成立抗日遊擊隊，爹給他說得動了心，就糊裏糊塗把幾百塊大洋給了人家。父親說到這兒，長長地歎了一口氣：爹對不住你們，讓你們跟上爹少吃沒穿不說，還得沒完沒了“竄房簷”。爹唉了一聲，眼淚如同溪水淌進了布滿白色胡須的臉龐。
父親在二十多年前說過的話，我至今銘記在心，這些話我從未向任何人透露過，包括我的妻子和兒女。我相信父親的話，作為父親惟一的兒子，我不應該也沒有權利去對他指手畫腳說三道四評頭論足，更何況他早已作古。
父親是個樂觀的人，極少能見到他愁眉不展的樣子，有時候母親為無糧或者無錢而叨叨時，父親總是打趣地說，你就會說沒有，你就不會說個有字？親眼目睹父親發愁或者氣憤的樣子，在與父親相處的二十二年中（其中有六年父親是在勞改農場度過的）僅有過三次，一次是父親得知我考上中學而被別人頂了，另一次是父親因為念報紙被批判時，最後一次是母親生我妹妹時生了一天一夜還沒生下來。我們村依山傍水，村後是黃土丘陵，村前有一條長流不息的小河，全村不到七百人，人均四畝水地五畝坡地，是遠近聞名的“十八村水地”之一。按說，天旱有水地，雨澇有坡地，村裏的農民應該是不愁吃不愁穿，可從我記事起到七二年參加工作離開那裏，村子裏的人們沒過過幾天好光景。到春天，村裏有一多半人圪夾著口袋到外村投親戚找朋友借糧食度日月。春天借粗糧，夏天還細糧，或者春天借一鬥，秋天還一鬥五升，就這還得跟人家說好話，還得領人家的情。到了冬天，因為買不起煤，許多人便成群結隊口袋裏揣幾個窩頭在雞叫了頭遍後就陸陸續續朝三十多裏的馬投崖走去。
有一次，父親背著山柴在過“十八盤”的時候讓風給刮下十幾丈深的懸崖，也是命不該絕，正好落在了半山中間的樹叢中，隻是臉上和腿上擦破點皮。談起這件事。父親好像在講一個與己無關的幽默故事，父親說，他正走得有點累了，一股大風吹來，他感到忽忽悠悠飛向天空，剛飛了沒多大功夫，忽然又覺得身子往下墜，睜眼一看，下麵是十幾丈深的溝，當時確實有點怕，就在這時，如來佛伸出了一隻大手把他救了下來，要不是福大命大造化大，那天閻王爺就給咱結算了夥食了。
父親有一張很富態的臉，已進入古稀之年，臉上仍然有紅似白，說話幹脆響亮，遇事反應敏捷。一九七二年農曆三月初三晨，七十二歲的父親穿得整整齊齊，高高興興離開了家，父親是坐一輛毛驢拉的平車去崞陽鎮的，那輛車是給隊裏去拉化肥的。中午父親沒有回來，我們也沒往其他地方想，父親走時坐拉化肥的車，回米時也應該坐拉化肥的車，既然拉化肥的車沒有回來，父親沒有回來也是順理成章的事。下午，我正在官道上刨糞，那個用來漚糞的坑很大，裏麵放著切碎的玉米稈和高粱稈再加上發酵用的生騾馬糞以及一層一層黃土，我們十幾個人正在幹活，聽到大隊的高音喇叭裏喊我的名字。我放下手中的鐵叉子去了大隊，通信員對我說，從原平來了電話，你爹病死在醫院裏，讓你們用平車去拉。
父親是從崞陽鎮去的原平，父親去原平的目的是去找我的姑表兄。那時候，姑表兄在縣裏一個局當著幹部，聽說父親剛到縣革委的門口還沒找到我的姑表兄就感到心口疼得很厲害。一個認識姑表兄的人用自行車把他推到醫院，那個小護士得知是姑表兄的舅父後很痛快地給父親打了一針。這一針打過之後，父親便從地獄走進了天堂，了卻了自己平凡而充滿艱辛的一生，得到了徹底的解脫。當我們趕著平車到了醫院，奔波勞累了一生的父親已經在那間充滿溫馨的白色的房子裏靜靜地躺了五六個小時，父親太累了，因此睡得挺死，任我們怎麼哭喊他都不答應。
父親是個農民，但他卻不同於一般的農民，他把自己的歸宿選擇在離家四十多裏的縣城最好的醫院裏。或許父親那天就有預感，否則他為什麼刻意打扮一番穿上了惟一的一身新衣服，臨走時照著鏡子把滿臉的絡腮胡刮得幹幹淨淨？
父親走了，走得不明不白，走得無聲無息，走得幹幹淨淨，父親選擇這種方式是為了不讓我們看到他痛苦的樣子。
父親走了，走得心平氣和，走得無牽無掛，走得匆匆忙忙，什麼也沒有留下，包括一個字，一句話。
父親去世大約四個多月，靠在煤礦當工人的哥哥的拉引和在公社擔任副書記的表姐夫的幫助．在一個秋雨連綿的早晨，一輛帶篷布的大卡車把我從原平拉到了太原的西山，從那天起，我由一個農民變成了工人。
父親去世之後，一直伴隨他經過了八個春秋的反革命帽子也埋進了黃土之中，每當我填寫履曆表出身那一欄時，我由衷地感謝我的父親。要不是父親把他的父親留下的那二十多間房子和成百畝土地賣得幹幹淨淨，家庭成分這欄裏決不是現在的“貧農”，而是多少人要為之付出沉重代價的“地主”。僅此一點，我不光感激父親，並且打心眼裏佩服父親。從這一點上講，父親可謂高瞻遠矚，不同凡響，有一雙能看到未來的慧眼！父親是“小事糊塗大事清楚”，是個極明白的人。對於父親同我說的那三件事，前兩件我深信不疑，對第三件是半信半疑，父親並非地下黨員，哪會有那麼高的覺悟？父親走了。父親走後，給我們留下了一個費解的謎。
二十三年後的一個陽光明媚的春天，一位文友從南方寄來一本書，那是一本回憶錄，裝幀得很精致，是台灣一個出版社出版的。文友在書中附了一封信，信中說，這本書的作者同你一樣也是個原平人，一九四九年從大陸去了台灣。因為是老鄉寫的，我便看得更加仔細一點。在書的前言裏，我看到了這樣一段文字：大約是一九四三年夏天，我當時在國民黨的二戰區當兵，那天我們路過原平的一個村莊，因為時間太久，我記不清那個村子的名字，隻記得村前有一條小河。我們在那裏住了兩天，在那裏我意外地認識了一個人。閑談之中，他得知我和他沾點親，對我可以說是無話不談。在交談中，他流露出對日本人強烈的不滿。我順口編了一個故事，我說我是個地下黨員，所以打入國民黨的隊伍就是要爭取愛國士兵起義，建立一支自己的抗日隊伍，如果能籌集到錢的話，就購置一批軍火。想不到他竟相信了我話，把五百塊現大洋給了我。當我正準備帶上錢要溜的時候，被我們連長發現了，當然那錢歸了連長，連長便放了我一條生路。五十多年過去了，每當我想起這件事，我的良心常常受到譴責，我欺騙了一個善良正直的人。現在，我多麼想加倍還這筆良心賬，在有生之年了結這日夜困擾著我的心願，可我又忘了那個村子的名字，忘了給我錢的那個人的名字，五十多年過去了，也不知他還在不在人間……我想起了父親曾經說過的那件事。
我相信作者說的是真話，我沒有理由去懷疑一個八旬老人的懺悔，不過我也無法斷定他在書中所說的那個善良正直的人就是我父親。父親已經去了，這件事隻有天知地知，證實這件事的真實與否無論是對於死去的父親還是對於我們都沒有多少意義，多少價值。我相信父親不會為此而責備我。即使這件事真是他幹的，他也不會去宣傳和張揚，父親就是這麼一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