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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可法督師（二）德服高傑
史督師的“給力”政策讓各鎮們有了進取中原的決心了嗎？
很遺憾地告訴您，答案是：沒有。
為什麼沒有，各鎮兵哥的一致回答是：沒錢。
史可法就納悶了，錢不是按每兵每年二十兩下拔了嗎？政策不是允許各位兵哥先富起來嗎？為什麼就沒錢了呢？
各鎮兵哥的回答振振有詞：錢，是下拔了，但僅下拔了一部分，況且我等為“北伐中原”及解決嚴竣的“社會就業問題”，進行了大量的兵員“擴招”工作，下拔的款項早已花光；另外，允許我等收稅開荒開礦的政策是好的，但這三項政策的實施需要時間和人力，遠水不解近渴。鑒於以上的實際困難，請督師大人稍安勿躁，耐心等候。
史可法這下無語問蒼天了，他隻得上奏，請次輔馬士英同誌伸出那雙神通廣大的手，速籌款備響。
還沒等出個結果，揚州就出事了。
讓揚州出事的人就是對闖王“竊妻盜名”，犯下不可饒恕罪行的高傑司令。
出事的原因如下：
高傑司令實際上是現在五鎮中最窮的一個，多年來不斷擴招，兵員軍屬負擔沉重，這次駐防的徐州、泗州又是經濟欠發達地區，供養不足，日子緊緊巴巴。
缺錢，不是可以向北發展嗎？但向北就意味著同大順或大清刀兵相見，對自身實力有充分認識的高司令明顯自信心不足。
“東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北方有南方”，高司令把可持續發展的目標定位在南明一個特大城市－－－－揚州身上。
揚州，自唐代以來就進入世界最發達地區以及最適於人類（有錢人）消費的城市行列，唐詩曾雲：“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無賴是揚州”“腰纏十萬貫，騎鶴下揚州”。後雖經歲月變遷，風采浪漫依然，到明末，揚州已成為世界上十個人口超過五十萬的城市之一，商品經濟發達，資本主義萌芽，真正是一隻能下金蛋的“雞”。
高司令知道，如得到揚州，就會金錢滾滾來，窮鬼變富翁。但現在自己已是大明的伯爵，擠身於上流社會之中，再搞一搶二奪就大**份了，思來想去，決定采用一種“講文明、懂禮貌”的方式取得揚州。
高司令致信揚州巡撫黃家端，要求將抗戰有功的將士家屬安置在城內。巡撫尚在遲疑，揚州百姓見高司令的部隊在揚州附近的村莊不守軍紀，燒殺搶掠，於是紛紛罷行罷市，組成“自衛隊”，登城堅守，誓死不讓高司令的“蝗蟲”軍隊進城。
高司令幹脆一不作二不休，於六月初七下令攻城。這時，一個一心想“為人民做點事情”的愛心誌願者出現了。他就是揚州進士鄭元勳，該誌願者自告奮勇，代表百姓出城同高司令舉行和平談判，達成了“隻讓軍屬進城，不讓軍隊入城”的兩點協議。
但當“鄭和平大使”進城公布和平協議時，群情激奮的百姓立刻懷疑此中有大大的陰謀，鄭大使是個“賣城賊”，一通拳腳下去，竟把這個可憐的“小人物”給打死了。
這下談判無望了，高司令再次下達攻城令，十萬火急之下，揚州黃巡撫見大勢不妙，腳底抹油－－－－溜了！
揚州人民隻得一邊守城，一邊向南明中央政府求援。
高司令的這種作法，換在崇禎時代，一萬個腦袋也不夠砍，當年崇禎收拾袁崇煥、孫傳庭兩個方麵大員，一道聖旨，幾個錦衣衛就能解決問題。但此一時、彼一時，老辦法沒指望了。大明中央政府內閣會議經過緊急磋商，結果是隻能煩請史督師出麵，以和平的方式解決這次暴力衝突。
人命關天，史督師片刻不敢停留，帶兵向高司令的大營衝去。這讓高司令很緊張，連忙列陣以待。
但見到督師大人一行後，高司令發現自己簡直是高射炮打蚊子－－－－太大材小用了，督師大人是帶兵來的這沒錯，但帶來的兵也太少了，隻有區區的三百川兵，不及高司令軍隊數的百分之一。
但就是這樣，高司令仍一百個不放心。前些年袁崇煥玩“四兩拔千金，收拾毛文龍”的經典劇目給他投下了巨大的心理陰影。
他熱情地把督師大人迎至中軍大帳，並留下了眾多的“服務人員”，為大人提供“貼身管家服務”。
史督師抱定了“以道德引導人，以感情團結人”的服務宗旨，見高司令如此神經過敏，即將帶來的三百川兵劃出兩百交與高司令統領，自己僅帶一百川兵。
高司令的擔心終於消解了一些，撤掉了部分“服務人員”，但仍對督師大人采取了“監視居住”的措施，並義務當起了督師的機要秘書，凡呈報史督師的機要文件，半文盲的“高秘書”首先要一一過目，然後才能送到督師大人的辦公桌上。
“是可忍，孰亦可忍。”督師大人竟然也忍了！每天，形同監禁的督師一麵粗衣劣食地生活，一麵寢不安席地工作，並苦口婆心地與高司令著“教育與反教育”的心理較量。
這種唾麵自幹的修養震住了高司令，他不再堅持進駐揚州。而史督師，也考慮到高司令的“實際生活困難”，上奏弘光帝後，把京口附近的瓜洲作為高司令軍隊的又一個安頓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