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古今中外的政治，我發現一個秘密：好處不能都讓一個人占了，有得就要有失，得失之間，供人權衡抉擇。
比如，在憲政國家，你要想做部長、省長、市長、廳長之類的政務官，那你就要隨時準備失業，而且必然要麵對民意代表沒完沒了的質詢和媒體無孔不入的苛刻挑剔，所以有的人打死也不去爭這個官。
其實明代，至少是到了張居正生活的時代，政治發展中也有了這些元素——要不怎麼說到了轉型的門檻呢，別的先不說了，就說新科進士的出路吧。比如新科進士要想留在中央機關，那你就沒有機會做“言官”——炙手可熱、人向往之的職位；而按照名次被輪到地方做了知縣什麼的，倒有資格參加“言官”的選拔了。再比如，你要是想將來入閣拜相，那你就爭取點翰林；但是做了翰林，身份就是史官，不僅無職無權，而且提拔非常慢，別的同學可能做了部長或者封疆大吏了，你說不定還是七品翰林。總之，大家都有個心理平衡。
如前所述，張居正選擇了點翰林，這條道路前途或許光明，但是得耐得住清貧和寂寞，慢慢熬著。
熬，張居正至少暫時是有心理準備的，可是他不喜歡自己的本職工作。
進入翰林院，按照當時的說法也就是進入了“詞林”，吟詩作賦是他的本分，尋章摘句的文字工作就是他們的日課。過年過節，大老板——皇帝會讓翰林們寫對聯和詩詞，有時候還會拿出一些書畫請他們題詠。內閣的大佬們，有時候會找他們代筆，做些文章，比如過年過節給大老板上的賀表什麼的。
翰林們的升遷，有固定的路線圖，一律都是文字崗位，始終是禦用文人的身份。
可是，張居正對詩酒自娛、呻章吟句甚為不屑，又不得不應付，能不苦惱嗎？
張居正從讀庶吉士起，感興趣的就是實際工作，按照當時的說法叫“實政”。因為他對那些玩意兒感興趣，所以經常到處打聽什麼地方什麼人到北京出差了，每當得知地方的鹽司、關司、屯馬司、按察司乃至部隊的軍官晉京，他便興衝衝攜一壺酒前去拜訪，了解當地戶口扼塞、山川形勢、人民強弱、邊塞守備，回家後點上燈，一一記錄下來，注解研究。
張居正身為禦用文人，興趣點卻是政務，他內心糾結、苦惱是難免的。
其實，這個苦惱也還可以適當化解，隻要能夠找到寄托，問題就不大了。畢竟，業餘時間可以幹自己感興趣的活啊！像王世貞就寄托在寫作上，也很充實；而張居正可以向高拱學習“實學”，可以在檔案裏查找行政管理的案例，或者到來京出差的地方幹部那裏搞調查研究。
還有更大的苦惱，卻是自己很難化解的。
這個苦惱就是：美好的理想遇到殘破的現實。
張居正多年來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隻讀聖賢書，而聖賢書教給他的，對社會、對人的看法難免充滿理想化的色彩。可是一旦接觸到現實，理想化的圖景就被冷酷地撕破了。
讀書人進入官場，難免要糾結這麼一個時期，甚至，終生不得釋懷！
初入官場的張居正，也陷入了苦惱中，或者更準確地說，他也很糾結。
張居正因為關心實政，不僅目睹了上層高官顯貴們口是心非爾虞我詐的嘴臉，還接觸了不少幹具體工作的地方基層領導，越發感到現實並不是到處鶯歌燕舞，是曆史上最好的時期。
這個時候，張居正還認為，問題出在高級經理層，大老板得不到真實情況，所以他有些替大老板著急。
那位身居西苑——即現在的中南海——的嘉靖皇帝，以英主也就是“英明領袖”自居，張居正此時對他也是很崇拜的。國家問題這樣多、矛盾如此尖銳，大家卻熟視無睹，“英明領袖”聽到的，都是太平盛世的假話！這樣下去，怎麼能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