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官場經曆的人或許根本想象不到，官場中的人其實挺累的，整天都要忍受大大小小的苦惱的折磨，甚至就連升職，也會帶來煩惱。因為升到哪個位置，就會有哪個位置帶來的問題。
到了張居正得以入閣拜相的時候，他所麵臨的就是這樣的難題。
現在，大明帝國剛剛“換屆”，42歲的張居正就坐直升機升到了國家最高決策層，實現了入閣拜相的夢想。
入閣拜相，這是多少讀書人夢寐以求的願景啊！資曆不深年紀不大的張居正，能夠如此順利地實現這個夢想，一定很興奮也很自豪！
當然，張居正也應該有心理準備——他麵臨著一個大麻煩！
這不，張居正一坐到內閣的辦公室，就感覺到了這個國家最高中樞機構裏充滿了火藥味：首相徐階和內閣裏最能幹的同僚高拱，當時中央威信最高、被認為是第一流政治家的兩個人，正在展開激烈的爭鬥。
徐階和高拱的矛盾，有權力之爭、意氣之爭，但是更多的，是政見上的分歧。
作為老練的政治家、官場老手，徐階心機很深。現在，他已經年邁，麵臨著退出政治舞台的問題。鑒於夏言、嚴嵩的教訓，這個時候的徐階想法其實很簡單，就是平穩過渡。用現在的話說，就是實現軟著陸。所以，在徐階看來，能維持的就維持，別出什麼亂子就好了。維穩，是徐階的基本方略，差不多可以用“兩個凡是”來概括：凡是觸動既得利益得罪人的事，堅決不幹；凡是對官員有好處能夠贏得官心的，堅決要幹！
可是，在高拱看來，國家積累的矛盾很多，不應該再掩蓋，也不能采取維持的辦法，半死不活地拖下去。要以國家利益為重，通過改革創新，解決矛盾，實現富國強兵。
對徐階的心機，高拱沒有考慮那麼多，對徐階的隱衷，他也未必了解。因為高拱這個人有一個理念，那就是：既然已經位在權力中樞了，那就沒有自己的利益可言了，這就是高拱所說的“相天下者當忘我”！所以，凡事應該從國家利益考慮，是怎麼回事就怎麼回事，該怎麼辦就怎麼辦。
但是，徐階是首相，高拱難以施展。高拱認為該辦的，比如觸動既得利益的，徐階認為不能辦；高拱認為不能辦的，比如千方百計收買官心的，徐階認為必須辦。不可避免地，兩個人會發生爭論，也可以說，由政見分歧導致權力之爭。
事情的複雜性還在於，改變徐階形象、為其帶來巨大聲望的《遺詔》，事前被他瞞得滴水不漏，高拱感到自己受到冷落、輕蔑，心裏很不舒服，有時候，就會拿《遺詔》裏的一些具體說法向徐階挑戰。在這個問題上，有是非之辯，但是也不能不說，更多的是意氣之爭。
政見分歧、權力之爭、意氣之爭摻雜在一起，就很麻煩，內閣研究工作，常常是爭論不休。
過去，有那位隱身幕後的老人家仲裁，還可以運轉；現在，新領袖“革命熱情”不高，他認為國家的事有內閣拿意見就行了，自己未必比“常委會”的“常委”們更高明，就沒有必要多操心了。對“常委會”裏的爭吵，“常委”之間的矛盾，他也懶得過問。
這就相當難辦了。
更麻煩的是，徐階和高拱這對立的雙方，和張居正的關係都非同一般。
徐階是張居正的恩人，官場的導師和保護人。張居正後來就一再表示說，受到“老師甄陶引拔，致有今日，恩重於丘山”，就是說，徐階對他恩重如山。現在，他張居正能夠坐在這裏，全是因為徐階的一手提拔。
另一方的高拱則是張居正誌同道合的好朋友。
好到什麼程度？
按照張居正的說法，他和高拱是“生死之交”；按照高拱的說法，他和張居正是“金石之交”；按照當時一些知情人的說法，高拱和張居正的關係，屬於“刎頸交”“同道同心”“肝膽相照”，其親密程度，“膠漆金石，不足比擬”。
關係怎麼樣，好到什麼程度，恐怕再也找不到更好的詞加以描述了吧？如果說他們兩個人情同手足，似乎也不算誇張。
諸位想想看，一個恩重如山，一個情同手足，這兩個人發生了爭鬥，讓張居正如何是好呢？
似乎有點兒像婆媳不和，身兼兒子和丈夫雙重身份，夾在中間實在不好辦。
況且，引發徐階和高拱矛盾公開化的導火索——《遺詔》，張居正是徐階之外的唯一參與者；而徐階之所以派直升機把張居正接到內閣，最迫切的需要，就是希望張居正能夠幫助應對《遺詔》引發的高拱對他的挑戰。
現在，問題來了，麵對這個局麵，張居正該怎麼辦？
其實，張居正麵對徐階和高拱之間的爭鬥，或許偶爾會有些尷尬，但未必就覺得是麻煩，甚至相反，很可能在張居正看來，這不是壞事，是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