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當代革命文豪高爾基生平的奮鬥生涯，記者曾做了四篇文章在本刊上介紹過，最後一篇談到他三十歲時出版了兩卷文集，文名漸及全國，由一個做苦工的飄泊者，一躍而為全國景仰的著作家，其中經過的饒有趣味的情形，讀者都已知道了。這位文豪和俄國的革命運動既有很重要的關係，關於這方麵也有許多值得我們注意的事實，所以又特作此文接下去談談。
說也奇怪，高爾基對俄國革命，尤其是列寧所領導的布爾希維克的革命有重要的貢獻，他用了他的時間，他的筆，他的錢——據說他生平的稿費收入有百分之七十是用在捐助革命運動——他的個人的自由——繼續不斷的受著警察的嚴密監視，屢次下獄——協助革命運動的進行，但是他始終未曾正式加入過什麼政黨，就是布爾希維克黨他也從未正式加入過，他自稱在革命運動中不過是一個“同情者”（“sympathizer”），但是他在實際上對於革命運動的勞績，蘇聯至今銘念不忘，我們隻要看今年九月間蘇聯全國對於他的著作生活四十周年紀念作熱烈盛大的慶祝，便是一個明證。
他在一九○五年創辦日報Novaya Zhizn（譯意為《新生活》），第六期起就由他請列寧主編。一九○七年他在倫敦參加在該處舉行的俄國社會民主黨大會時，列寧亦在內，他和列寧的親厚交誼就從那時開始。在此次大會裏布爾希維克派（主張徹底的無產階級革命）和孟希維克派（主張參加當時的議會，較有妥協性）明確的分家，前者即由列寧領導，而為高爾基所同情的。但在此時以前，他和俄國革命運動發生關係卻已早就發生了。其實從他十八歲時在當時知識階級所組織的革命團體所謂“民意派”中人開的糕餅店裏做助手起（一八八六年），一直到一九一七年革命的爆發，在這三十一年的長時間裏麵，他的行動，可以說無時不在俄京聖彼得堡警察總監注意之中。俄帝國的各處警察所，乃至當他出國後派在各國的暗探，都隨時有密報寄呈俄京警察總局。這種檔案，現在竟成為高爾基傳記的絕好材料，並可看見當時統治者對於他的種種神經過敏的探報和推測，實在可笑。
我們在前次文中已經知道，高爾基並非生於“普羅列搭利亞”或有革命意識的家庭中。他幼時接近最久的外祖父和母舅等都是屬於敬上帝怕沙皇的中下階級。他青年時代所接近的雇主和夥伴也大半屬於自命不凡的公民。他還夠加入“普羅列搭利亞”的唯一資格，隻有根據他嘉山糕餅店裏做學徒的資格。他的這種資格，最近由蘇聯糕餅師工會給予正式的承認，送他一張“名譽紅糕餅師”的證狀。但是無論他非出身無產階級，他的革命性格卻從小就有，對於他的環境中所遇著的種種惡習慣，從來不肯盲目服從。他不但不肯盲目屈伏，而且常作反抗，每因此受前輩的鞭撻而無悔。到了一八九九年，他的聲譽橫溢，尊崇者亦愈多，警察當局探悉——尤其在尼斯尼諾伏格拉——革命的工人，學生，及被驅逐出境的政治人物，都把他當作眾所仰望的人物，當作革命的象征，漸漸的更形恐慌起來。
當時俄國政府因防革命運動，對於各大學的青年學生防備極嚴，待遇尤酷，極端壓迫，不許他們有任何方式的組織，強迫他們一律要穿製服。一八九七年有一大學女生費楚華（MariaVetrova）冤死獄中，有遭受橫暴致死之傳說，更激起全國學生界的憤慨。一八九八年全國高級學校均有擾亂發生，參加者共有三十大學，學生達二萬五千人以上。當局用軍警威力對大學生作更強烈的壓迫，皮條槍刺，橫衝直撞，慘無人道。壓迫愈甚，反抗愈烈。高爾基目擊心傷，憤慨已極，一九○一年警察局檢查得他寫給莫斯科《星期三》周報主筆特勒旭夫（Teleshov）的信，裏麵有這樣的話：“我的好友，我們必須為學生們仗義執言……我請你，盡你的力量幹！有好多城市已開始行動了。”同年四月，高爾基在尼斯尼諾伏格拉因用油印機印發革命文告被拘。高爾基的軀體雖被拘，但是他的著作中的名句已深入人心，革命青年都引為鼓勵民眾激起革命高潮的標語，他的充滿革命意識的名著《暴風雨中的海燕之歌》，不久已傳遍全俄人民的嘴上了。當時俄當道視高爾基為最難對付的勁敵。要辦他的罪，捉不住什麼罪名的實證；但黑暗政治之下，草菅人命，原可不算一回事，可是以高爾基聲譽之隆，為全國所敬仰，又不敢隨便結果他的性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