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子弟不願在商店裏立足，家庭的力量能夠允許他求學的話，但在不久的將來，也須謀到一個出路，並不是讀書可以終其一生的，然而在人浮於事的今日——尤其是大腳力大資本籠罩下的今日，我儕窮苦無告的小民，那裏能隨心所欲，得一個美滿的位置。任你是具十二萬分熱誠，要知這個畸形社會所需要的，並不是具有高深學問的學者，乃是大腳力大資本的夾袋中人物，有沒有真才和實學，是可以不講的，所以沒有職業的留學生和大學畢業生在社會上到處可以看見，這雖是社會的病態，我們既是這個時候的過程者，應當隨大眾的後塵而加以奮鬥，決不是飄然遠引所可補救的。
世亂年荒的今日，失業的一年多似一年，社會的凋蔽已到了極點，謀一個職業已覺得非常的不易，父母令子弟中途棄學就商，當然是不得已的事，但同時也具著滿腔熱望，為人子的應當力求奮勉，來安慰他的父母，也就是造福自己的將來，豈可不知利害，輕舉妄動，憑一個人不健的思想，毫不猶豫地決定商店之無可留戀，離開這以自己力量營養自己的陣線；事實是這樣：起初的確痛快，不覺得什麼不便，等到覺悟的時候，要再度尋覓職業，就發生萬分困難。
吳曉晨
按：吳先生的這封信，很可以表現大多數窮苦家長和窮苦子弟對於“教育和職業不能兩全”的苦衷。關於這個問題的解決，似乎不外兩個方式：一是徹底的解決，那隻有到“社會製度根本改造”以後才有可能性；一是遷就環境的暫時的辦法，那隻有就各個人的可能範圍內，分別求得比較認為最大限度的結果。關於第一種方式，很顯然的，不平等的經濟製度之打破，不平等的教育製度之推翻，不平等的杜會製度之鏟除，而代以平等的經濟，教育，社會製度，這都是和這個社會的改造發生密切的關聯，勢不能由一二或少數私人所能於急促間完成的。除此徹底的方式之外，隻有第二種的方式可供酌采了，能勉強入校求學的入校求學——或由家人相助籌劃，或由本人尋得工讀機會——無從勉強入校求學而又不能把耗費白米的嘴巴暫擱不用，隻有尋業。能尋得合於本人心意興趣的業，固屬幸事；否則隻得暫時棲止，同時注意於自己能力的逐漸增進與較佳的相當機會之利用。如並此而不可能，即雖肯如此刻苦努力而在社會方麵仍是報以“此路不通”，這種現象如僅占社會中極小部分，僅聞嗟歎憤慨不平之聲，等到陷入此境者日多，則社會中所蘊蓄的無可忍耐的不平的意識愈廣且銳，那便是種下革命種子，客觀各條件具備之後，舊社會之崩潰有如摧枯拉朽，新社會之勃興便似怒濤狂瀾之沛然莫之能禦了。在這種狀況之下，求學與就業的難問題，便不是少數人的問題，也不是少數人所能求到徹底解決的問題，乃是社會的問題，須從總解決中求得附屬問題的解決了。
以上一段話是對於吳先生所提出的問題作概觀的答複。此外對於吳先生的來信，還想撮幾點出來談談：（一）吳先生說“在社會製度沒有根本改造以前，認金錢為生命泉源的今日，雖感覺到畸形社會的腐敗，但也不能不暫時隱忍”，此處“暫時”二字，非常重要，愚意以為此處所謂“暫時隱忍”，決不可含有勸人甘心屈伏於不平等的社會製度而任其延續其生命，須使人徹底認識“畸形社會”之所由來與革命的正確對象，不過革命的進程非經過一段時期不可，在此時期中所以不能不依實際情形而“暫時隱忍”者，乃在積極的準備，或依本人能力而僅能作相當的一部分的暗中參加，決非消極的頹廢。（二）“我們既是這個時候的過程者，應當隨大眾的後塵而加以奮鬥，決不是飄然遠引所能補救的”，這幾句真是給與我們以正確態度的話。我們要特別注意“大眾”和“奮鬥”兩個名詞。（三）在“畸形社會”製度之下，不但“商店”，有許多職業都不能有什麼可以供人“留戀”之所在，不過未得可以“留戀”的職務以前，既不能懸空起來，除在可能範圍力求避免外，不得已不“暫時隱忍”，可是不必勸人“留戀”。
學校與商場
十二月十七《晨報》晚刊，載著一段《北平通信》，很引起一般人的注意。事情是這樣：北京大學前因免費問題，發生罷課風潮，後該校校務會議決議，開除為首學生靳瀛等九人，並延長繳費期限，風潮始告平息。乃此開除之九同學，突於日前，各接到無名氏同樣信件，並彙票一紙計洋二百圓，共計一千八百圓之巨。信上略謂“你們都是有誌氣的青年，萬惡的社會造成了你們的惡劣環境，你們為了和惡劣的環境奮鬥，而遭受了現在的不幸，我對你們隻有欽佩和同情；但以我能力有限，不能給你們以有效的援助，茲寄上洋二百圓，聊以濟你目前之急，祝努力前進。”這九位學生接到此信後，有即登報聲明，退還原款者；有捐作學校周報經費者；亦有因經濟困難暫時收受者。
韜奮先生：你看到上麵這段消息沒有？看過後有沒有感觸？
在現代資本主義的社會中，尤其在中國，社會上的一切設施幾乎都為資產階級所獨占，便是教育事業也不能例外。歌女在職業輕微的罪狀下便被剝奪受教育的權利，學生因繳納不出學費而除名，在資產階級社會的係統之下，原是必然的現象，無庸我們驚異或懷疑的。獨異在這個拜金主義的社會，居然有無名氏先生其人，不把他所有的金錢來舒適他自己，或是捐給佛廟庵堂，用以廣結善緣，偏偏用來周濟窮寒學生，他的熱忱和慷慨是太感動我們了。隻可惜天下有誌的青年，因沒有資產而被摒於學校之門的不知凡幾，安得都像北大的九位學生那樣好運氣，得到這位隱名先生的幫助？況且這位先生隻能周濟北大幾位同學於一時，但一般有了今年的學費而又愁著明年的學費的學生是這樣多，試問他們能永久得到資助麼？恐怕無名氏先生想到這些，也隻能遏下一腔熱忱，頻呼“愛莫能助”了。
中略）
今日很多的大學，與其說它是高等學府，無寧稱之為“知識的拍賣所”，甚至是“講義的拍賣所”。一般教授除掉在上課時把他從他的教授那裏所得的背誦給你外，對於學生很少精神上的感應，因為照例一下課便不見到教授的麵，教授像一座留聲機，他挾了一分講義像蜂蝶一樣在當地或附近各大學奔走背誦，除掉永遠講那麼一套外更不要希望他再給予什麼了。（中略）學校像是一個商場，教授學生和學校間都是些顧客和雇傭的關係，他們可以互相不認識，更不必說其他了。
有一位擔任中學教員的朋友因肺癆死去，生前是一位好青年，死後大家非常惋惜。他家境貧寒，自己非常刻苦，在荊棘叢生社會中掙紮著，奮鬥著，結果他在師範學校畢業了，找到適當的職業以自給，除掉要供給家用外，還負擔兩位妹妹在中學讀書，嚴重的負擔像一柄利斧，隱隱地每天在剝蝕他的生命，他雖勉力維持，但終於毀滅掉他的生命了。聽朋友們說，他臨死時還以兩位妹妹的教育為念，希望朋友們維持她們到畢業呢！我聽到這消息後，非常傷心，靜默了一會，恍然醒悟了，毀滅他生命的不是那可怕的病菌，是那萬惡的建築在資產階級上的中國教育製度啊！倘若他家境好一點，他可以有適當的營養，倘若他的妹妹們不要他的資助，他也許可以有一個養病的機會，但環境壓迫他，終於把這位純潔的青年葬送了。朋友，在現代的中國，像你這樣沒有錢的人，本來就不配受什麼教育，中國的教育完全是資產階級的私有品啊！聽說你臨死的時候，還以兩妹妹的教育問題為念，朋友，你對於教育是太迷信太忠實了，因此你生生的被教育吞噬了！
倘若中國民族希望有出路的話，無疑的是要把現代的教育製度根本改革一下。韜奮先生！你是研究教育的人，你對於我的話有什麼批評？
星翁
按：星翁先生在這封信裏揭穿了畸形社會製度中的教育病態，可謂慨乎言之。資本主義社會製度下的事物，無往而不商品化，在這樣的經濟結構上的上層建築之一的教育，當然也免不了商品化的弊病。商品化的結果，最顯著的有兩種現象：一種是非有孔方兄的隨伴，休想受教育；還有一種是因為畸形社會製度之內在的矛盾，受了教育也往往得不到出路。關於第一種的現象，星翁先生已略有論及。我們倘注意在人類文化曆程上的教育之曆史，便知道教育的最初起源實為幫助生活，其作用隻是用以維持生活的手段，人人既須生活，即人人須受教育，受教育原不是一件希罕或特殊高貴的事情，到了教育“商品化”之後，教育乃成為少數和孔方兄發生特殊關係的人所獨占。關於第二種現象，在資本主義社會製度下的“教育的生產”和同一製度下的“商品的生產”有類似的地方，都是盲目的大量生產，都跑到“生產過剩”的路上去。這兩方麵在“無政府的生產”上簡直是難兄難弟。“資本主義的生產，因為不計算社會的需要，社會的購買量，而是各個資本家競爭生產，以致發生生產過剩，引起恐慌，有多數勞動者失業等等的現象：便叫做無政府的生產。同樣，在教育上，也複不計及畢業生的出路，而隻管招收新生，一批一批的送往社會，於是發生就職難的現象：這也可以叫做‘無政府的生產’。”（見李浩吾著《新教育大綱》第二五七頁）在這種狀況之下的青年，受不到教育的固不免煩悶，因為不得入路；受到了教育的也不免煩悶，因為不得出路。這是畸形的社會製度破綻的現象。
教育不能離開政治經濟而獨立存在的，是要受製於經濟的關係（同時也就是政治製度的關係），而為某種經濟的社會的副產物，某種經濟的社會的形態之反映，“要把現代的教育製度根本改革一下”誠然重要，但決不是請幾個所謂專家改改學製或課程所能解決的，乃是整個的社會製度問題中之一部分，要和社會製度連帶解決的，不是教育一個部門所能單獨解決的。（關於教育的管見，《生活》七卷第四十期雙十特刊中有拙作《平等機會的教育》一文，可供參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