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主義者自始至終和政治密接地關聯著，他們意識到政治的出路是生活的總出路，而他們是努力著生活的創造的。政治上的那一條出路呢？這卻是一個問題。然而在未來主義者們看來也不成其為問題的吧。隻要是崇高，是暴亂，是英雄事業。於是，法西斯蒂的狂潮可以把意大利的未來主義者們卷去，而在俄羅斯呢，不用說，布爾塞維克的號角聲是早已引起瑪耶闊夫司基的共鳴了。單是這一個事實，就已經盡夠向我們說明未來主義的階級性。因此，和對於機械一樣，未來主義者們的對於革命的理解，也隻是革命是偉大的，它的運動是有紀念碑的（monumental）性質，和它是破壞著一切的而已。由著馬裏奈諦從而來歌頌戰爭，讚揚法西斯蒂的這條道路，瑪耶闊夫司基便來歌頌這完全異質的無產階級的革命！
瑪耶闊夫司基，從出身上看來，從他所過的生活上看來，是一個小有產者。他的父親符拉齊米爾·龔思丹丁諾（vladimir constantinovich），是一個沙皇治下的山林維契官。他所受的教育和他的意識也是小資產階級的。他愛好天文學，他在\"薔薇的燈\"、\"彷徨的人\"、\"給生存著的諸君\"（都是咖啡館名）裏吟著他的詩歌（見《自傳》）。他沒有脫離現代人所有的一切的懦弱和無情地染著的現代的一切頹廢的印跡（見《少共真理報》的\"革命文學國際委員會\"對於瑪耶闊夫司基之死的宣言）。
他之所以參加革命的鬥爭，擁護世界革命，做了革命的詩人和忠實的戰士者，就因為他憎惡過去，他需要行動，而革命卻能供給他那些在他覺得是可口的食料。於是《給革命的歌》、《我們的進行曲》，以及那名詩《一萬五千萬》等，便和革命的巨大的爆裂彈，群眾的亙數世紀的呐喊一起，像尼阿加拉大瀑布（niagara falls）一樣地震響出來了。從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年國內戰爭最猛烈的時代，他帶著一種對於未來的世界的熱烈的憧憬，畫著宣傳畫，寫著煽動詩，動員的口號，反對叛節和投降的檄文。他在革命中看到了幾百萬的活動著的群眾，他歌唱這集團的行進的力學。但是，那集團生活的根底，運動的靈魂，是瑪耶闊夫司基所沒有正確地把握住的，也是他所不能正確地把握住的。
這裏，我們可以注意到，在對於革命的觀念的出發點上，瑪耶闊夫司基已經走到一條歧異的道路上去，那條由大熊星把自己活活地領著到空中去的（見《我們的進行曲》），並且要在宇宙上塗上彩色（見《勞動詩人》）的、浪漫的、空想的、英雄主義的道路。當十月革命爆發出來的時候，他曾向自己這樣地發問：我應不應該接受那革命。他的結論是如此：這在我是不成問題的。那是我的革命（見《自傳》）。於是他便用他自己的方式接受了革命。顯然，他對於革命的觀念是個人主義的。
這樣，瑪耶闊夫司基和這現實的無產階級的革命，在根本上已不互相投合。因此，這是必然的，革命在破壞的時期興感起他的詩，而當這破壞的時期一過去，走上了建設的路的時期，他便會感到幻滅的苦痛，而他的詩也失去了生氣（雖然他還寫著，還寫得很多），而且不為群眾所接近了。於是，在這位詩人和其社會環境間，一種悲劇的不調和便會發生了。
大凡一個藝術家當和自己的周圍的社會環境起了一種不調和的時候，藝術家往往走著兩條道路：一是消極的道路，即退避到tour dívoire（象牙之塔）裏去，謳歌著那與自己的社會環境離絕的夢想；一是積極的道路，即對於圍繞著自己的社會環境，做著為自己的理想的血戰。現在，革命的英雄的時代已終結，而走向平庸的持久的建設的路上去。現在，瑪耶闊夫司基已分明地看見他所那樣熱烈地歌頌過的革命，隻是一個現實的平凡的東西，則其失望是可想而知了。nep（新經濟政策）之現實，五年計劃的施行，都不是他想象中的英雄事業。
這些在他都是幹燥的，像被他稱為非騎士風的（unchivalrous）、黏液質的（phlogmatic）美國一樣地平凡。這時，瑪耶闊夫司基應當處什麼態度呢？他躲避到象牙之塔中去嗎？他反對著自己的社會環境做著為自己的理想的血戰嗎？這些，在我們的有這樣偉大的過去的瑪耶闊夫司基，和無產階級的國家蘇維埃俄羅斯，都是不可能的。bon gré，malgré，他是被稱為\"無產階級的大詩人\"，\"忠實的戰士\"。他不能辜負了這樣的嘉譽，無論他的內心是怎樣地失望與苦悶。於是，在瑪耶闊夫司基的心裏，現實的山丘（sancho）試想來克製幻想的吉訶德（don quichotte）了。在最近試演《澡堂》一劇的時候，他曾這樣說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