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這些做你的長兄的人們〕那些著作中所碰到的回答，是和你的精神生活有點利害關係，和你的靈魂有點利害關係的；--你的精神生活，正就是法蘭西的精神生活，你的靈魂，就是它的靈魂。二十年之後 ， 你和你的弟兄們將把這個老舊的國家--我們的公共的母親--的命脈，抓在掌握之中。你們將成為這國家的本身。那時，在我們的著作中，你將采得點什麼，你們將采得點什麼？ 想到了這件事的時候，凡是正直的文士--不論他是如何地無足重輕--就沒有一個會不因為自己所負的責任之重大而戰戰兢兢著的......
在這部書出來的時候，是很引起過一番論爭的。的確，這部書是有著它的重大性。它統製著蒲爾惹的思想之分歧，結束了二十年以來在蒲爾惹心頭占著優勢的各種觀念。宣布了那從此以後將取得優勢的觀念：這是蒲爾惹個人一方麵的意義。而在社會一方麵的意義是：它越了純粹藝術的圈子，提出了藝術家對於社會責任的問題，更廣泛一點地說，提出了個人生活對於社會生活這個主要的問題。從此以後，他把作品的社會價值看得比藝術價值更高了。從前，他可以說是一個為藝術而藝術的小說家，而現在他卻是一位把小說作為工具，作為一種教訓的手段的作者了。
的確，他提出了個人生活對於社會生活這個主要的問題，並因此而引起了道德的，宗教的，社會的諸問題。但對於這些問題，他隻用了天主教的和保守派的理論去回答。《弟子》是用了巴斯加爾的《基督之神秘》中的這句表麵上是假設之辭，而實際上卻表現著一個宗教的信仰的話來結束的：\"如果你沒有找到過我，你是不會來找我的 ！......\"
我們可以看到，蒲爾惹隻在宗教的回返中看到了出路。以後不久，在《高斯莫保裏思》（一八九三）中，蒲爾惹似乎又回複到他最初的那些上流社會的心理小說一次。但這隻是一個外表，在他的心裏，他的主張仍舊一貫地進行著，一直引導他到《階段》的正理主義（doctrinarisme）。
我們上麵已經說過，從《弟子》以後，蒲爾惹便繼續把他的天才為他的社會的信念服役了。但是他的成就是怎樣呢？ 正如一切的宣傳作品一樣，我們所感到的隻是使人厭倦的說教而已。《階段》（ l''''etape 一九○三 ），《亡命者》（ l''''emigré一九○七 ），《正午的魔鬼》（le démon de midi 一九一四），《死之意義》（le sens de la mort 一九一五），《奈美西思》（n émé sis 一九一八）等等，都是這一種傾向的作品。而其中尤以《階段》一書為這一種傾向的頂點。在《弟子》以後，比較可以一讀的隻有《正午的魔鬼》而已。
從文學上來講，蒲爾惹的成就是很微小的。對於每一個小說中的人物，他雖然力求其逼真，使讀者覺得確有其人，然而他往往做得過分了，使人起一種沉滯和厭倦之感。這些果然是一切心理小說家所不免的缺陷，但蒲爾惹卻做得比別人更過分一點。他尤其喜歡在他的小說中發揮他對於社會、宗教、道德等的個人意見，使一部完整的作品成為不平衡的。這些，即他的一生傑作《弟子》中也不能免，至於《階段》那樣的作品，那是更不用說了。他的唯一的長處是在他天生的分析天才所賦予他的細膩周到。在這一點上，他是可以超過前人的。至於他的文章的沉重滯澀，近代的批評家們---如保爾·蘇代（paul souday）---都有定論，也毋庸我們來多說了。
下麵的譯文，是根據了巴黎伯龍書店（plon）本翻譯出來的。在譯方麵，譯者雖然已盡了他的力量，但因原作滯澀煩瑣的緣故，所以譯文也不免留著原著的短處。譯者不能表達出作者的長處而隻保留著作者的短處，這是要請讀者原諒的。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五日在本書譯成後半個月，即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蒲爾惹在巴黎與世長辭了，享年八十有二歲。《弟子》中譯本的出版，也可以算作我們對於這位法國大小說家的一點奠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