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社會中的典型人物之女教員和女戲子 胡考作
關於商業問題，我以為日常生活必需之品，如果一律由國家經營，那就不勝其繁了，因此我主張大商業歸公，小商業歸私，但是大小界限，如何劃分，這是很費研究的。我主張施行之初，可定為國際貿易歸公，國內貿易歸私，國家向外國購買大批貨物，分售與人民，人民有貨欲銷售外國者，由國家承買，轉售與外國。我國閉關數千年，並未產生何種大資本家，可知國內貿易，並非造成資本製度之主因，故國內貿易，可以聽人民自由經營。我們把國際貿易歸公辦到了，再看國內情形如何，並可進而規定國內某種商業，亦應由國家經營，私人不得經營。關於機器方麵，亦可規定某種機器，私人不得使用。此種辦法，必須到了實施之時，斟酌現情而為之，此時不能一一預定。我們不許私人購買土地，不許私人使用機器，不許私人設立銀行，不許私人經營國際貿易，孫中山所謂節製私人資本，就算達到了。
依上述辦法，國家把土地、機器、銀行和國際貿易收歸公有過後，國家每年收入，當然非常之多，自當盡量擴充實業教育與增加民眾利益之事。但是國家發達到了極點，每年餘款，究竟作何用途呢？我也想有一個辦法，孫中山屢屢向人演說，他要把中國變成一個大公司，四萬萬人都是股東，並且說：“這個公司內的人，都可以分紅利，子子孫孫，便不怕窮。”我們把土地、機器、銀行和國際貿易四者收歸公有，那麼四萬萬人都成為地主廠主，成為銀行和國際貿易的股東，孫中山理想中的大公司就出現了。這個大公司，是以每一個身體為一股，國中生了一人，即是增加一股，死了一人，即是取消一股，股權是非常明晰的。我們就可仿照公司分紅的辦法，政府每年除各項開支而外，其所有餘款，即按照全國人口數目，平均分攤，作為生活費，其分攤數目之多少，以國家每年餘款多少為斷，最大限度，以能維持生活為止。
有了這個辦法，社會上可以免去許多糾紛：（1）中國所謂育嬰恤嫠濟貧諸局，可以裁撤，外國所謂失業者救濟法，教員工人養老金等，俱可廢去了；（2）現在許多富有哲學文學科學等天才的人，每因饑寒所迫，兼營他業，或改營他業，國家受無形之損失，倘能發給生活費，使無凍餓之憂，則各人能就其性之所近，專心深造，於社會之文明，增進不少；（3）語雲：衣食足而禮義興。又雲：饑寒起盜心。有了發給生活費的辦法，則國民的道德可以增進。
有人問我道：人人都有飯吃，還有何人肯作工？還有何人肯努力？社會怎麼能夠進化？我道：人人有了飯吃，努力心或許減少一點，如謂人類就不努力，社會就不會進化，我卻不以為然。請問牛頓和達爾文諸人，其目的豈是因為要吃飯，才去研究學問嗎？難道他們有了飯吃，就不會研究學問嗎？我恐怕正是因為他們有了飯吃，才能專心研究，才能有此空前絕後的大發明。
孫中山把生活程度分作三級：第一級是需要，有衣穿才不會冷死，有飯吃才不會餓死。第二級是安適，穿的求其舒服，吃的求其甘美。第三級是奢侈，穿的要輕綃細絹，海虎貂鼠，吃的要山珍海味，魚翅燕窩。我所說的發給生活費，隻算達到第一級，其第二級，第三級，則讓那些勤勉做工的人享受。
努力向上之心，人人都有，凡是稍知奮勉的人，斷莫有因為免去凍餒，就可滿足他的欲望，就不前進，其例甚多，無待詳舉。平心論之，人之天性不一，有因為生活問題解決了，就不去作工的，卻也有豐衣足食，還是孳孳不已的，若謂國家發了生活費，就無人作工，這層可以不慮。假使實施之時，果然有此現象，我們少發給點款，使他們所得者，不足維持生活，就不患無人作工了。作工與否，本是聽人自由，但作工者優予報酬，使人見而生羨，又不得不作工，於是作工者，不作工者，各遂所願，社會上就相安無事了。
■農民歌謠之一 特偉作
鄉下農人，田內存身，
一雙泥腿，滿身汗淋，
終朝勞苦，忘卻時辰，
直至日落，始得暫停，
三季巴巴，惟望冬臨，
太平時代，餓肚耕耘。
有人問我道：全國人民，具何種資格，有坐領生活費之權利？政府為甚麼有發給生活費之義務？我說道：這有兩個理由：（1）地球是人類公有物，使用土地者，對於公家繳納租金，此項租金，即該人類平均分受；（2）發明家發明機器，是替人類發明的，由機器生出來的利益，應該人類平均分受。基於這兩種理由，故人民有領受生活費的權利，政府是掌管全國土地和工廠的機關，故有發給生活費的義務。孫中山講衣食住行四者曾說：“一定要國家來擔負這種責任，如果國家這四種需要，供給不足，無論何人，都可以來向國家要求。”可見國家有保證人民生存的義務，人民有向國家要求生存的權利。我主張發給生活費，即是國家擔負人民衣食等項的責任，保證人民的生存。此種辦法，與民生主義是很合的。
我提出解決社會問題的辦法，是采用公司式的組織，這是業經說明了的。我分配資財的方法，是從自然界中兩個地方取法得來：
一是取法身體分配血液的方法。身體中某部分越勞動，血液之灌注越多，除了彌補消耗之外，還有剩餘，因此人身越勞動的部分，就越發達，這就是人身獎勵勞動的方法。所以我們對於勞動者，應該從優報酬。我們身體中，還有些無用的部分，例如男子之乳，他是無用的東西，但是既已生在我們的身上，也不能不給以血液，不過男子之乳不勞動，灌注的血液很少，所以男子之乳，就漸漸縮小。我們發給生活費，不可過多，使不作工的人，如男子的乳一般，漸漸消縮，才合天然公理。
二是取法天空分配雨露的方法。自然界用日光照曬江海池沼，土地草木，把它的水蒸氣取出來，變為雨露，又向地上平均灑下，不惟幹枯之地，蒙其澤潤，就是江海池沼，本不需水，也一律散給；最妙的，是把草木中所含水分蒸發出來，又還給它，一轉移間，就蓬蓬勃勃的生長了；並且枯枝朽木，也一樣散給，不因為它莫得生機，就剝奪它享受雨露之權。灑在地上之水，聽憑草木之根吸取，無所限製，吸多吸少，純是草木自身的關係，自然界固無容心於其間。公家收入的租息，與夫銀行和工商業的純利，原是從人民身上取出來的，除公共開支而外，不問貧富，一律平均分給，致富的機會，人人均等，這就是取法雨露之無私。
孫中山把生活程度分作三級：（1）需要，即生存；（2）安適；（3）奢侈。現在的經濟組織，是以死字為立足點，進而求生存，再進而求安適，求奢侈，因為立足點是死字，一遇不幸的事，就有冷死的餓死的。著者主張發給生活費，是以生存為立足點，進而求安適，求奢侈，照孫中山民生主義說來，生存是社會問題的重心，國家倘能每年發給生活費，使人人能夠生存，這就算重心穩定了，重心既穩定，社會自然安靜。著者諄諄以發給生活費為言，意蓋在此。
本章所擬辦法，把土地、機器、銀行、國際貿易四者收歸國有，則擁有金錢之人，任他如何努力，決不會造到鋼鐵大王、煤油大王、銀行大王、汽車大王、商業大王諸人的地位，每年由政府發給生活費，則勞動家任如何不幸，絕不會有凍餓之虞，像這樣的辦法，把富者的地位削低一級，把貧者的地位升高一級，貧富之間，就不會相差過遠了。現在痛恨資本製度的人，對於有資財者，設種種法子去抑製他，我們施行此種經濟製度之後，從上麵削低一級，從下麵升高一級，在兩級中間的地方，就可任人發展，不加限製；不惟不當限製，並且還要盡力提倡，社會才能進步。我主張把國際貿易收歸國有，把國內貿易留為人民活動之餘地，又主張人民存款在銀行者，應當付以利息，都是為提倡人民努力起見。有人說：這種辦法，仍不免貧富不平。我說：惟其不平，人民才肯努力，世界才能進化，猶如水之趨入大海一般，惟其地勢高下不平，才能奔趨不已，如果平而不流，就成為死水了。水不流則腐，人類不努力，世界便會退化，其理是相同的。世間至平者，莫過於水，故量物平否，以水為準，然而水之前進不已者，實在是由於不平，名為不平，實為至平。我們取水之原理，以改造社會，就與天然之理符合了。
政府每年發給生活費，其手續很麻煩，當由各都市，各鄉村，分頭辦理，每一都市和每一鄉村，應設立戶籍調查所，把人口調查清楚，確定某人的籍貫，隸屬某處，生活費由原籍的戶籍調查所轉發，即無錯誤了。某處死了一人，即由該處的戶籍調查所查明死者籍隸何處，即通知原籍的調查所，停止他的生活費，旅行在外，生下子女，就地報告該處調查所注冊，將來的生活費，即向該調查所承領，但經申請後，得由所生地的調查所，備文移歸原籍。人是活動之物，轉徙不常，調查之時，和發給生活費之時，從生死兩點注意，就可杜絕流弊了。
我們既規定人民有款者，當存入銀行，需款者當向銀行借，則各都市各鄉村，都要遍設銀行，人民取款存款，方才便利。政治方麵之組織，是合各鄉村而成為一縣，合各縣而成為一省，合各省而成為一國。經濟方麵，當與之相應，首都設中央銀行，各省設省銀行，各縣設縣銀行，各鄉村設鄉村銀行；各鄉村之銀行，隸屬於縣銀行，各縣之銀行，隸屬於省銀行，各省之銀行，隸屬於中央銀行。金錢是人民膏血，故銀行之分布，當如脈絡一般，使之成為網狀，才能流通無阻。私人向銀行借款者，須有擔保人，擔保人須銀行中有存款，足供擔保者，否則以借款者或擔保者應得之生活費作抵押品。銀行與戶籍調查所，關係密切，二者宜並設一處。
施行本章所說辦法，有當慮及者，土地、機器、銀行、國際貿易四者集中於國家之手，全國人民的金錢，俱歸於銀行，政府每又要發給生活費，國家的權責太大，當局的人，舞起弊來，人民就受害不淺了。如果防弊的方法尚未想好，就冒冒昧昧地著手改革，把土地工廠等項收歸公有，倒不如不改革，不收歸公有還好點。所以我們要改革經濟製度，當先從改革政治入手，先把政治改革了，把防弊之方法想完善，然後才能說改革經濟製度。隻要在政治方麵，能把孫中山所說的選舉、罷免、創製、複決四權完全辦到了，則經濟方麵，無論甚麼弊，都可防止了。本章所說解決社會問題的辦法，都是預定計劃，不能立即就辦，我們現在第一要著，就是努力去實行這四權，等到人民對於這四權能充分地行使了，再來改革經濟製度，那就無有流弊了。
銀行及戶籍調查所之職員，與夫銀行之監察員，及其他重要職員，由人民投票選舉或罷免。屬於一鄉村者，由全鄉村人民總投票，屬於全縣者，由全縣人民總投票，屬於全省全國者亦然，遇有大事，亦用總投票法公決。例如原定銀行存款月息六厘，有人提議，應改為四厘，又有人提議，應改為八厘，即將三者的理由，作具說明書，公布全國，定期總投票。各人向本地戶籍調查所投票，其旅居異地者，可從郵局投遞，由戶籍調查所開票，總計主張四厘者若幹票，主張六厘者若幹票，主張八厘者若幹票，彙報於縣，由縣彙報於省，由省彙報中央。假定主張四厘者占多數，即改為存入銀行者，月息四厘，向銀行借款者，月息八厘。又如有人主張各人的資財，不可過多，存入銀行之款，應該加以限製，又有主張不應加以限製。究竟應限製？或不應限製？如應限製，則每人存款，究應至多以若幹為限，可由全國人民總投票決定之。全國是一個大公司，四萬萬人是公司中之股東，人人有切己利害，有分紅息之希望，故投票時，不會受人運動，即使有舞弊者，亦必互相舉發，在公家服務之人，如有侵蝕虧吞等弊，亦必互相稽查。假無發給生活費之規定，人民與國家，不生關係，即使他人營私舞弊，亦不願因為公家之事，去開罪於私人。中國官吏，侵蝕公款，無人過問，其弊正在於此。今有發給生活費之規定，則人民與國家，居於利害共同的地位，侵蝕國家之款，即無異侵蝕私人之款，全國有四萬萬人，即是有四萬萬個監察員，侵蝕者無所藏其奸，孫中山主張的全民政治，即可出現。
關於遺產製一層，許多人都主張廢除，如照本章所說的辦法做去，土地工廠，一律歸公，私人也就無所謂產業了，所有者不過銀行中所存之金錢，我們隻研究此項金錢，應否傳給子孫就是了。此事於各個人都有關係，將來可用全民投票法解決之。在我個人之主張，是可以聽其傳給的，因為我們既經承認各人的身體是各人私有物，由腦力體力換來的資財，就應該各人私有。各人所生子女，是他的身體化分出來的，當然有承受他的資財之權，如果歸為公有，也就犯了“奪私有物以歸公”之弊。普通人所以努力者，大都想積下資財，傳之後人。如果積下的金錢，不許傳之子孫，必會減少人類努力心，即是減少社會進化之速度。
富者過富，貧者過貧，欲廢除遺產製，以化除貧富階級，殊不知資本家之產生，與遺產製無甚關係。茲可舉例為證：美國鋼鐵大王卡內基，為貧人子，三歲時，為絲廠工徒，一周得工資一弗二十仙。煤油大王洛克依蘭，為農家兒，六七歲時，隨其母往山下拾柴，或隨其父在田間拔草。鐵道大王介姆舍爾，十五歲，父死，無以為生，乃入商店為學徒。韋爾德以架設太平洋海底電線，名聞天下，十六歲時，也在紐約商店為學徒。法國大銀行家勞惠脫，少時家貧，走至某銀行，向主人陳述，願執賤役，主人不許。他走出來之時，皮鞋上落下一釘，俯而拾之，主人因為他不忽細事，乃呼入，令在銀行服役。美國大富豪休窪布，係小村中織毛工人之子，少時助其父工作，或傭於農家，或為郵局馬夫。銅山王章洛克，為農人子，少時隨其父驅牛十餘頭，走數百裏，夕與牛同寢，晨與牛同行。砂糖王斯布累克，德國人，十八歲時，航海至美國，抵岸後，檢視衣囊，左方餘砂糖數塊，右方剩金三弗，一身之外，別無長物。商業大王瓦納邁爾，為造磚工人之子，幼時家貧，無力就學，無冬無夏，皆跣行於街市。汽車大王福爾特，二十餘年前，他尚為鍾表職工。以上諸人，都是貧人之子，並未承受遺產。惟銀行大王摩爾根之父，是美國著名富翁，但他之致富，全不依賴其父。他常說：“餘雖為斯派沙摩爾根之子，並不借此以立於世界，餘必為一個獨立之奇男子。”可見他之擁有巨資，也不是遺產的關係。我們細考諸人致富之源，都是掠奪地球和機器的生產力，否則經營國際貿易，抑或開設銀行，惟休窪布一人，未獨立營業，但他終身輔佐鋼鐵大王，他之資財，仍是從掠奪地球和機器生產力而來。如果把土地、機器、銀行和國際貿易四者收歸國有，那些在實業界稱王的人，斷不會產生，這才是根本治療之法。
■農民歌謠之二 特偉作
鄉下農人，田內去做，
終朝樂少，滿身汗多，
忘卻時辰，不知辛苦，
直至日落，始得歸窩，
春耕夏耘，秋收其果，
倘得豐年，一曲山歌，
若逢災荒，餓死農夫。
至於改革社會之程序，我主張從鄉村辦起，以每一鄉村為一單位，各辦各的，因為改革之初，情形複雜，應該各就本地情形，斟酌辦理，才能適合，如有窒礙處，隨時改良。等到各鄉村辦好了，才把全縣聯合起來，各縣辦好了，才把全省聯合起來，各省辦好了，才把全國聯合起來，將來世界各國辦好了，把全球聯合起來，就是大同世界了。
改革社會，應該注意者有兩點：（1）所定法令規程，要多留各地方伸縮之餘地，越苛細，就窒礙越多，越是不能實行；（2）當從勸導入手，使各地人民，喜喜歡歡的去辦理，不能用嚴刑峻罰，強迫人民辦理。其實施方法，當如下述：
政府把土地收歸公有後，即統計此一鄉村，共有土地若幹，命全鄉村之人組織一個團體，公共管理，由這個團體把土地分佃與農民，全鄉村每年共收租息若幹，政府責成這個團體繳交銀行，如租息是穀物等項，由這個團體公共變賣，以銀繳入銀行，政府立於監督地位，也就不繁難了。
全國土地，由國家出資財改善者，其利益歸國家所得，由各鄉村出資財改善者，其利益歸各鄉村所得，各鄉村改善土地後，增加之收入，由本鄉村人民平均分受。凡購置機器，改良肥料等，所需之款，向銀行息借，其息可緩至獲利後償付。若建築馬路，疏鑿溝渠等項，其工程施之土地上而含有永久性者，所用之款，政府與該鄉村各擔負一半。例如某鄉村因建路鑿渠，向銀行借款兩千元，工畢之日，政府派員勘驗認可後，政府擔負一半，銀行隻列該鄉村借銀一千元就是了，政府名為負擔一半，實則仍無所損。因為銀行貸出之息與存入之息，為二與之一比。假定存入是月息六厘，貸出是一分二厘，人民向銀行存款兩千元，銀行應付月息十二元，某鄉村因築路鑿渠，借去兩千元，銀行隻列該鄉村去銀一千元，其收入之月息十二元，恰與人民存款二千元之息相抵，不過政府多負擔一千元無息之債務罷了，隻要政府不付利息，此項債務，就多擔負點也無妨。
孫中山所說農業上增加生產的方法，共計七種：第一是機器問題，第二是肥料問題，第三是換種問題，第四是除害問題，第五是製造問題，第六是運送問題，第七是防滅問題。應由政府派人到鄉村去，把改良辦法詳加講演，或用文字說明，務使農民心中了然，其采用與否，聽人民自由，不必用強力幹涉。語雲：“利之所在，人必趨之。”他們知道大利所在，自然會踴躍從事。孫中山曾說：“對中國人說要他去爭自由，他們便不明白，不情願附和，但是對他說請他去發財，便有很多人跟上來。”我們叫各鄉村組織團體，叫他改良土地，就是請他去發財，人民哪有不歡迎之理？即有懷疑之人，充其量不過不遵照改良就是了，斷不會出來阻撓，因為公家叫他們組織個團體，擔負繳納全鄉村租息，這個團體，盡可照公家原定租額轉佃出去，團體中人，不過費點力，代公家收租息就是了，並不至於賠累，他們何至出頭反對？隻要這層辦到，鄉村中的事權，漸歸統一，將來一切事都好辦理，也就算收了效果了。
■小民何堪 選自1911年《神州日報》
關於增加生產的事項，他們不願意改良，隻好聽之，如其加以幹涉，反轉多事，反會生出反響。我們總是盡力提倡，盡力勸導，聽其自由采用，隻要某鄉村獲了大利，他們自然會爭先恐後地仿辦起來。這類事，如果督促嚴厲了，反轉會弊病叢生，王安石的青苗法，就是前車之鑒。宋朝那個時候的人民，於青黃不接之時，每每出重利向富室借貸，王安石創青苗法，由公家以較輕之利，借與農民，於秋收後付還，使利歸公家，而農民也不至受重利之苦，本是公私兩利的好法子，王安石雷厲風行地督促官吏實行，據散放青苗錢之多少，以定官吏之成績，於是那些地方官，就向民間估派，其有不需款之農民，與夫家資饒裕之富民，都強迫他領取青苗錢，鬧得天怒人怨，以最良之法，收最惡之果，都是由於強迫二字生出來的。蘇東坡說宋神宗求治太急，真是洞見症結之論，我輩改革社會，當引為大誡。
天下事有當強迫者，有不當強迫者，例如把土地、機器、銀行和國際貿易四者收歸國有的時候，則當強製執行，任何人不能獨異。至於鄉村中改良事項，則當如上說的辦法，聽其自由。像這樣辦法，就與孫中山所主張“政府強製的力量，和人民自由的力量，雙方平衡”的原則相符合了。語雲：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教養人民，原是與種植樹木一樣，我們雖甚望樹木長成，亦隻能把土壤弄好，把肥料弄好，等他自家生長，我們是不能替樹木幫忙的，這個道理，柳宗元的《郭橐駝傳》，說得很明白。現在新政繁興，民間大困，當局諸公，每每以福國利民之心，做出禍國害民之事，就是違反了柳宗元的說法。斯密士全部學論，純取放任自由，他說：“人民好利之心，根於天性，政府隻消替他把障礙物除去了，利之所在，人民自然會盡力搜求，一切天然之利，就因而開發出來了。”他這個學說，在歐洲是生了大效的，我們開發鄉村利益的時候，本他這個學說做去，自然會生大效。
前麵的辦法，實行之後，一人之身，可得兩重利益：（1）鄉村中改善土地，增加生產的利益，每人可得一份；（2）每年由政府按照全國人口發給生活費，這又是一份利益。有了這個原因，全鄉村之事和全國之事，人民就不能不過問了。現在的人，大都是“事不關己不勞心”。革命的人，拚命去爭民權，爭得之後，交給人民，叫他來行使。我恐怕鄉間的老百姓，還會嫌我們的多事，妨害他吃飯睡覺的時間，隻好順著他們喜歡發財的天性，把“民權”二字附著在“發財”二字上麵，交給與人民，人民接受發財這個東西，順便就把民權那個東西攜帶去了。他們知道官吏是替他經理銀錢的管事，不得不慎選其人，遇有不好的管事，不得不更換。如此則選舉權、罷免權，他們自然曉得行使了。他們知道一切章程，如不定好，就有人舞弊，公款就要受損失，他們將來就要少分點紅利，如此則創製權否決權也就曉得行使了。所以政府每年必要發給生活費，人民與政府才生得起關係，才能行使民權，人人有切己關係，才不會為少數人所把持，全民政治，乃能實現。
改革社會，千頭萬緒，猶如鍾表一般，中間的機械，隻要有了點小小毛病，全部動作，都會停止。我國土地，有如此之大，各地情形不同，實施的詳細辦法，豈是政府中幾個人能夠坐而揣測的，隻好劃歸各地人民自去斟酌辦理，政府隻消把大政方針與各種進行計劃宣布出來，使人民知道政府的目的是怎麼樣，進行的途徑是怎麼樣，他們自然會朝著那個途徑做去，各鄉各縣，漸漸趨於一致，就可以漸漸聯合起來了。現在世界的大勢，是朝全民政治方麵趨去，故一切事權，當散而給諸人民，才不至與潮流違反。民生主義與民權主義，是一個東西，不可分而為二，一麵又須顧及世界民族的心理，順著大同的軌道做去，三民主義，就成為整個之物了。
各種學說之調和
中國人研究學問，往往能見其全體，而不能見其細微。古聖賢一開口即是天地萬物，總括全體而言之，好像遠遠望見一山，於山之全體是看見了的，隻是山上之草草木木的真相，就說得依稀恍惚了。西人分科研究，把山上之一草一木看得非常清楚，至於山之全體，卻不十分了然。將來中西學說，終必有融合之一日，學說彙歸於一，即是思想一致，思想既趨一致，即是世界大同的動機。
現在世界上紛紛擾擾，衝突不已，我窮原竟委的考察，實在是由於互相反對的學說生出來的。孟子之性善說，荀子之性惡說，是互相反對的；宗教之利人主義，進化論派之利己主義，是互相反對的；個人主義之經濟學，社會主義之經濟學，是互相反對的。凡此種種互相反對之學說，均流行於同一社會之中，從未折衷一是，思想上既不一致，行為上當然不能一致，衝突之事，就在所不免。真理隻有一個，猶如大山一般，東西南北看去，形狀不同，遊山者各見山之一部分，所說山之形狀，就各不相同。我們研究事理，如果尋出了本源，任是互相反對之說，都可調和為一。性善與性惡，可以調和為一，利人與利己，可以調和為一，個人主義與社會主義，可以調和為一，這是前麵業已說了的。著者對所有互相反對的學說加以研究，覺得無不可以調和。茲再舉兩例於下：
甲）馬克思說：“人的意誌為物質所支配。”又有人說：“物質為人的意誌所支配。”這兩說可以調和為一的。茲用比喻來說明：假如我們租佃了一座房子，遷移進去，某處作臥房，某處作廚房，某處作會客室，器具如何陳設，字畫如何懸掛，一一要審度屋宇之形勢而為之。我們的思想，受了屋宇之支配，即是意誌受了物質之支配，但是我們如果嫌屋宇不好，也可把他另行改造，屋宇就受我們之支配，即是物質受意誌之支配。歐洲機器發明而後，工業大興，人民的生活情形，隨之而變，固然是物質支配了人的意誌，但機器是人類發明的，發明家費盡腦力，機器才能出現，工業才能發達，這又是人的意誌支配了物質。這類說法，與“英雄造時勢，時勢造英雄”是一樣的，單看一麵，未嚐說不過去，但必須兩麵合攏來，理論方才圓滿。有了物理數學等科，才能產出牛頓，有了牛頓，物理數學等科，又生大變化。有了鹹同的時局，才造出曾左諸人，有了曾左諸人，又造出一個時局。猶如雞生蛋，蛋生雞一般，表麵看去，是輾轉相生，其實是前進不已的，後生蛋非前一蛋，後之雞非前之雞。物質支配人的意誌，人的意誌又支配物質，英雄造時勢，時勢又造英雄，而世界就日益進化了。倘若在進化曆程中，割取半截以立論，任他引出若幹證據，終是一偏之見。我們細加考究，即知雞與蛋原是一個東西，心與物也是一個東西，雞之外無蛋，蛋之外無雞，心之外無物，物之外無心，唯心論，唯物論，原可合而為一的。
乙）古人說：“非知之艱，行之維艱。”孫中山說：“知難行易。”這兩說也可合而為一的。古人因為世人隻知坐而研究，不去實行，就對他說道：知是很容易的，行是很艱難的，你們總是趨重實行就是了。孫中山研究出來的學理，黨人不肯實行，孫中山就對他們說道：知是很艱難的，行是很容易的，我已經把艱難的工作做了，你們趕快實行就是了。古人和孫中山，都是注重在實行，有何衝突？“非知之艱，行之維艱”二語，出在偽古文《尚書》上，是傅說對武丁所說的，傅說原是勉勵武丁實行，並沒有說事情難了，叫武丁莫行，原書俱在，可以複按。發明輪船火車的人，費了無限心力，方才成功，發明之後，技師照樣製造，是很容易的，這是“知難行易”。初入工廠的學生，技師把製造輪船火車的方法傳授他，學生聽了，心中很了然，做起來卻很艱難，這是“知易行難”。孫中山的說法，和傅說的說法，其差異之點，即在知字的解釋不同。孫中山是指發明家發現真理而言，傅說是指學生聽講時心中了解而言，我們試取“孫文學說”讀之，他舉出的證據，是飲食、作文、用錢等十事和修理水管一事，都是屬乎發明方麵的事。孫中山是革命界的先知先覺，他訓誡黨員，是發明家對技師說話，故說“知難行易”。傅說身居師保之位，他訓誡武丁，是技師對學生說話，故說“知易行難”。就實際言之，發明家把輪船火車發明了，交與技師製造，技師又傳授學生，原是一貫的事，孫中山和傅說，各說半截，故二者可合而為一。由此知知易行難，和知難行易兩說，可以調和為一，世間的事，有知難行易者，有知易行難者，合二者而言之，理論就圓滿了。
著者把性善和性惡，利人和利己，個人主義和社會主義，唯心和唯物，知難行易和知易行難種種互相反對之學說加以研究之後，乃下一結論曰：“無論古今中外，凡有互相反對之二說，雙方俱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經過長時間之爭辯，仍對峙不下者，此二說一定可以並存，一定是各得真理之一半，我們把兩說合而為一，理論就圓滿了。”
著者從前對於孫中山的學說，也不甚滿意，故去歲著《解決社會問題之我見》，係自辟蹊徑，獨立研究，不與民生主義相涉，自以為超出孫中山的範圍了。今歲著此文時，複取孫中山學說研究之，意欲尋出縫隙，加以攻擊，無如任從何方麵攻擊，他俱躲閃得開，始知他的學說理論圓滿，他倡此種學說時，四麵八方，俱是兼顧到了的，我去歲所擬解決社會問題各種辦法，已盡包括於民生主義之中。我當初討論這個問題，自有我的根據地，並未依傍孫中山，乃所得結果，孫中山早已先我而言之，因自愧學識之陋，而益服孫中山用力之深。真理所在，我也不敢強自立異，於是把我研究所得者，作為闡發孫中山學說之材料，閱者試取拙著《宗吾臆談》，與此文對照觀之，當知著者之信仰孫中山，絕非出於盲從。
著者幼年，極崇拜孔子，見《禮記》上有“儒有今人與居，古人與稽，今世行之，後世以為楷”等語，因改名世楷，字宗儒，後來覺得孔子學說，有許多地方不滿我意，乃改字宗吾，表示信仰自己之意，對於孔子宣布獨立，而今下細研究，始知孔子的學問，原自精深，確能把個人主義和社會主義調和為一，遠非西洋哲學家所能企及。孔子學說，最貽人口實者，不過忠君一層，其實這是時代的關係，於他的學說，並無甚損。古時主權在君，故孔子說忠君，這不是尊君，乃是尊主權，現在主權在民，我們把他改為忠於民就是了。例如孔子說：“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我們改為“人民對政府要有禮，政府對人民要盡忠”，施行起來，就無流弊了。孫中山曾說：歐美人民，對於政府，常有反抗的態度。瑞士學者新發明一種說法，說“人民對政府要改變態度”。我們說：“人民對於政府要有禮”，也可算是新學說。像這樣的替孔子修正一下，他的學說，就成為現在最新的學說了。《大學》有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一段話，把個人主義和社會主義融合為一，孫中山稱讚他是中國獨有的寶貝，外國大政治家沒有見到。孔子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孫中山常喜歡寫“天下為公”四字，因為孔子理想的社會，是大同世界，孫中山理想的社會，也是大同世界，所以孫中山對於孔子，極為心折。
宇宙事物，原是孳生不已的，由最初之一個，孳生出無數個，越孳生，越紛繁，自其相同之點觀之，無在其不同，自其相異之點觀之，無在其不異。古今講學的人，盡管分門別戶，互相排斥，其實越講越相合，即如宋儒排斥佛學，他們的學說中，參得有禪理，任何人都不能否認。孟子排斥告子，王陽明（王守仁）是崇拜孟子之人，他說“無善無惡心之體”，其語又絕類告子。諸如此類，不勝枚舉。因為宇宙真理，同出一源，隻要能夠深求，就會同歸於一。猶如山中生出草草木木一般，從他相異之點看去，草與木不同，此木與彼木不同，同是一木，發生出來的千花萬葉，用顯微鏡看之，無一朵相同之花，無一片相同之葉，可說是不同之極了，我們倘能會觀其通，從他相同之點看去，則花花相同，葉葉相同，花與葉相同，此木與彼木相同，木與草相同，再進之，草木和禽獸相同，精而察之，草木禽獸，泥土沙石，由分子，而原子，而電子，也就無所謂不同了。我們明白此理，即知世間種種爭端無不可以調和的。有人問我道：你說“心理變化，循力學公例而行”。請問各種學說，由同而異，又由異而同，是屬乎力學公例之哪一種？我說：水之變化，即是力之變化，同出一源之水，可分為數支，來源不同之水，可彙為一流，千派萬別，無不同歸於海，任他如何變化，卻無一不是循力學公例而行，宇宙事物，凡是可以用水來作比喻的，都可說是與力學公例符合。
■選自《飛影閣畫冊》
中國人研究學問，往往能見其全體，而不能見其細微。古聖賢一開口即是天地萬物，總括全體而言之，好像遠遠望見一山，於山之全體是看見了的，隻是山上之草草木木的真相，就說得依稀恍惚了。西人分科研究，把山上之一草一木看得非常清楚，至於山之全體，卻不十分了然。將來中西學說，終必有融合之一日，學說彙歸於一，即是思想一致，思想既趨一致，即是世界大同的動機。現在世界紛爭不已，純是學說分歧釀出來的，我們要想免除這種紛爭，其下手之方法，就在力求學說之一致。所謂一致者，不在勉強拉合，而在探索本源，隻要把他本源尋出來，就自然歸於一致了。所以我們批評各家學說，務於不同之中，尋出相同之點，應事接物，務於不調和之中，尋覓調和的方法，才不至違反進化之趨勢，不是我們強為調和，因為他根本上，原自調和的。我看現在國中之人，往往把相同之議論，故意要尋他不同之點，本來可以調和的事，偏要從不調和方麵做去，互相攻擊，互相排擠，無一事不從衝突著手，大亂紛紛，未知何日方止。
現在各黨各派，紛爭不已，除挾有成見，意氣用事者外，其他一切紛爭，實由於學說衝突醞釀出來的。要調和這種紛爭，依我想，最好是各人把各人所崇奉的學說，徹底研究，又把自己所反對的學說，平心觀察，尋覓二者異同之點，果能反複推求，一定能把真正的道理搜尋出來，彼此之紛爭，立歸消滅。因為宇宙間的真理，隻有一個，隻要研究得徹底，所得的結果，必定相同。假使有兩人所得結果不同，其中必有一人研究不徹底，或是二人俱不徹底，如果徹底了，斷無結果不同之理，大家的思想，既趨於一致，自然就沒得紛爭了。
現在各種主義，紛然並立，仿佛世界各國紛然並立一樣，有了國界，此國與彼國，即起爭端，有了主義，此黨與彼黨，即起爭端，將來世界各國，終必混合為一而後止，各種主義，也必融合為一而後止。無所謂國，無所謂主義，國界與主義同歸消滅，這就是大同世界了。著者主張聯合世界弱小民族，攻打列強，可說是順著大同軌道走的，主張各種主義，公開研究，也可說是順著大同軌道走的。
耶教以博愛為主，後來宗教戰爭，同奉耶穌之人，互相焚燒屠殺，殘酷到了極點，與博愛之宗旨，完全背道而馳，倡民約論的人，何嚐不源於悲憫之一念，而其結果，則法國大屠殺，無複絲毫悲憫之念，並非咄咄怪事！著者求其故而不得，隻好返求之於力學公例。人之思想感情，俱是以直線進行，耶穌、盧梭諸人的信徒，隻知朝著他的目的物奔走，猶如火車汽車，開足了馬力，向前奔馳，途中人畜，無不被其碾斃一樣。現在身操殺人之柄者，與夫執有手槍炸彈者，如果明白這個道理，社會上也就受賜不少了。
歐洲新舊教之爭，施行大屠殺，是學說衝突之關係，法國革命，施行大屠殺，也是學說衝突之關係，學說殺人，至於如此，真令人四顧蒼茫，無從說起。宗教之說，根本上令人懷疑，歐洲殉教諸人，前仆後繼，視死如歸，自我們的目光看去，仿佛吃了迷藥一般，而他們則自以為無上光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