檢討的範圍是唐代開國後約略五十年，從高祖受禪（六一八）起，到高宗武後交割政權（六六〇）止。靠近那五十年的尾上，上官儀伏誅，算是強製的把“江左餘風”收束了，同時新時代的先驅，四傑及杜審言，剛剛走進創作的年華，沈、宋與陳子昂也先後誕生了，唐代文學這才扯開六朝的罩紗，露出自家的麵目。所以我們要談的這五十年，說是唐的頭，倒不如說是六朝的尾。
尋常我們提起六朝，隻記得它的文學，不知道那時期對於學術的興趣更加濃厚。唐初五十年所以像六朝，也正在這一點。這時期如果在文學史上占有任何位置，不是因為它在文學本身上有多少價值，而是因為它對於文學的研究特別熱心，一方麵把文學當作學術來研究，同時又用一種偏向於文學的觀點來研究其餘的學術。給前一方麵舉個例，便是曹憲、李善等的“選學”（這回文學的研究真是在學術中正式的分占了一席）。後一方麵的例，最好舉史學。許是因為他們有種特殊的文學觀念（即《文選》所代表的文學觀念），唐初的人們對於《漢書》的愛好，遠在愛好《史記》之上，在研究《漢書》時，他們的對象不僅是曆史，而且是記載曆史的文字。便拿李善來講，他是注過《文選》的，也撰過一部《漢書辨惑》；《文選》與《漢書》在李善眼裏，恐怕真是同樣性質、具有同樣功用的物件，都是給文學家供驅使的材料。他這態度可以代表那整個時代。這種現象在修史上也不是例外。隻把姚思廉除開，當時修史的人們誰不是借作史書的機會來叫賣他們的文藻——尤其是《晉書》的著者！至於音韻學與文學的姻緣，更是顯著，不用多講了。
當時的著述物中，還有一個可以稱為第三種性質的東西，那便是類書，它既不全是文學，又不全是學術，而是介乎二者之間的一種東西，或是說兼有二者的混合體。這種畸形的產物，最足以代表唐初的那種太像文學的學術，和太像學術的文學了。所以我們若要明白唐初五十年的文學，最好的方法也是拿文學和類書排在一起打量。
現存的類書，如《北堂書鈔》和《藝文類聚》，在當時所製造的這類出品中，隻占極小部分。此外，太宗時編的，還有一千卷的《文思博要》，後來從龍朔到開元，中間又有官修的《累璧》六百三十卷，《瑤山玉彩》五百卷，《三教珠英》一千三百卷（《增廣皇覽》及《文思博要》），《芳樹要覽》三百卷，《事類》一百三十卷，《初學記》三十卷，《文府》二十卷，私撰的《碧玉芳林》四百五十卷，《玉藻瓊林》一百卷，《筆海》十卷。這裏除《初學記》之外，如今都不存在。內中是否有分類的總集，像《文館詞林》似的，我們不知道。但是《文館詞林》的性質，離《北堂書鈔》雖較遠，離《藝文類聚》卻接近些了。歐陽詢在《藝文類聚·序》裏說是嫌“《流別文選》，專取其文，《皇覽遍略》，直書其事”的辦法不妥，他們（《藝文類聚》的編者不隻他一人）才采取了“事居其前，文列於後”的體例。這可見《藝文類聚》是兼有總集（《流別文選》）與類書（《皇覽遍略》）的性質，也可見他們看待總集與看待類書的態度差不多。《文館詞林》是和《流別文選》一類的書，在他們眼裏，當然也和《皇覽遍略》差不多了。再退一步講，《文館詞林》的性質與《藝文類聚》一半相同，後者既是類書，前者起碼也有一半類書的資格。
上麵所舉的書名，不過是就新舊《唐書》和《唐會要》等書中隨便摘下來的，也許還有遺漏。但隻看這裏所列的，已足令人驚詫了。特別是官修的占大多數，真令人不解。如果它們是《通典》一類的，或《大英百科全書》一類的性質，也許我們還會嫌它們的數量太小。但它們不過是“兔園冊子”的後身，充其量也不過是規模較大、品質較高的“兔園冊子”。一個國家的政府從百忙中抽調出許多第一流人才來編了那許多的“兔園冊子”（太宗時，房玄齡、魏徵、岑文本、許敬宗等都參與過這種工作），這用現代人的眼光看來，豈不滑稽？不，這正是唐太宗提倡文學的方法，而他所謂的文學，用這樣的方法提倡，也是很對的。沉思翰藻謂之文的主張，由來已久，加之六朝以來有文學嗜好的帝王特別多，文學要求其與帝王們的身份相稱，自然覺得沉思翰藻的主義最適合他們的條件了。文學由太宗來提倡，更不能不出於這一途。本來這種專在詞藻的量上逞能的作風，需用學力比需用性靈的機會多，這實在已經是文學的實際化了。南朝的文學既已經在實際化的過程中，隋統一後，又和北方的極端實際的學術正麵接觸了，於是依照“水流濕，火就燥”的物理的原則，已經實際化了的文學便不能不愈加實際化，以至到了唐初，再經太宗的慫恿，便終於被學術同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