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被學術同化的結果，可分三方麵來說。一方麵是章句的研究，可以李善為代表。另一方麵是類書的編纂，可以號稱博學的《兔園冊子》與《北堂書鈔》的編者虞世南為代表。第三方麵便是文學本身的堆砌性，這方麵很難推出一個代表來，因為當時一般文學者的體幹似乎是一樣高矮，挑不出一個特別魁梧的例子來。沒有辦法，我們隻好舉唐太宗。並不是說太宗堆砌的成績比別人精，或是他堆砌得比別人更甚，不過以一個帝王的地位，他的影響定不是一般人所能比的，而且他也曾經很明白的為這種文體張目過（這證據我們不久就要提出）。我們現在且把章句的研究、類書的纂輯與夫文學本身的堆砌性三方麵的關係談一談。
李善綽號“書簏”，因為據史書說，他是一個“淹貫古今，不能屬辭”的人。史書又說他始初注《文選》，“釋事而忘意”，經他兒子李邕補益一次，才做到“附事以見義”的地步。李善這種隻顧“事”、不顧“意”的態度，其實是與類書家一樣的。章句家是書簏，類書家也是書簏，章句家是“釋事而忘意”，類書家便是“采事而忘意”了。我這種說法並不苛刻。隻消舉出《群書治要》來和《北堂書鈔》或《藝文類聚》比一比，你便明白。同是鈔書，同是一個時代的產物，但拿來和《治要》的“主意”的質素一比，《書鈔》《類聚》“主事”的質素便顯著格外分明了。章句家與類書家的態度，根本相同，創作家又何嚐兩樣？假如選出五種書，把它們排成下麵這樣的次第：
《文選注》，《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初學記》，初唐某家的詩集。
我們便看出一首初唐詩在構成程序中的幾個階段。劈頭是“書簏”，收尾是一首唐初五十年間的詩，中間是從較散漫、較零星的“事”，逐漸的整齊化與分化。五種書同是“事”（文家稱為詞藻）的征集與排比，同是一種機械的工作，其間隻有工作精粗的程度差別，沒有性質的懸殊。這裏《初學記》雖是開元間的產物，但實足以代表較早的一個時期的態度。在我們討論的範圍內，這部書的體裁，看來最有趣。每一項題目下，最初是“敘事”，其次“事對”，最後便是成篇的詩賦或文。其實這三項中減去“事對”，就等於《藝文類聚》，再減去詩賦文，便等於《北堂書鈔》。所以我們由《書鈔》看到《初學記》，便看出了一部類書的進化史，而在這類書的進化中，一首初唐詩的構成程序也就完全暴露出來了。你想，一首詩做到有了“事對”的程度，豈不是已經成功了一半嗎？餘剩的工作，無非是將“事對”裝潢成五個字一幅的更完整的對聯，拚上韻腳，再安上一頭一尾罷了。（五言律是當時最風行的體裁，但這裏，我沒有把調平仄算進去，因為當時的詩，平仄多半是不調的）。這樣看來，若說唐初五十年間的類書是較粗糙的詩，他們的詩是較精密的類書，許不算強詞奪理吧？
《舊唐書·文苑傳》裏所收的作家，雖有著不少的詩人，但除了崔信明的一句“楓落吳江冷”是類書的範圍所容納不下的，其餘作家的產品不幹脆就是變相的類書嗎？唐太宗之不如隋煬帝，不僅在沒有作過一篇《飲馬長城窟行》而已，便拿那“南化”了的隋煬帝，和“南化”了的唐太宗打比，像前者的
暮江平不動，春花滿正開；流波將月去，潮水帶星來。
甚至
鳥擊初移樹，魚寒不隱苔。[1]
又何嚐是後者有過的？不但如此，據說煬帝為妒嫉“空梁落燕泥”和“庭草無人隨意綠”兩句詩，曾經謀害過兩條性命。“楓落吳江冷”比起前麵那兩隻名句如何？不知道崔信明之所以能保天年，是因為太宗的度量比煬帝大呢，還是他的眼力比煬帝低。這不是說笑話。假如我們能回答這問題，那麼太宗統治下的詩作的品質之高低，便可以判定了。歸真地講，崔信明這人，恐怕太宗根本就不知道，所以他並沒有留給我們那樣測驗他的度量或眼力的機會。但這更足以證明太宗對於好詩的認識力很差。假如他是有眼力的話，恐怕當日撐持詩壇的台麵的，是崔信明、王績，甚至王梵誌，而不是虞世南、李百藥一流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