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到這裏，我們許要想到前麵所引時人批評李善“釋事而忘意”，和我批評類書家“采事而忘意”兩句話。現在我若給那些作家也加上一句“用事而忘意”的案語，我想讀者們必不以為過分。拿虞世南、李百藥來和崔信明、王績、王梵誌比，不簡直是“事”與“意”的比照嗎？我們因此想到魏徵的《述懷》，頗被人認作這時期中的一首了不得的詩，《述懷》在唐代開國時的詩中所占的地位，據說有如魏徵本人在那時期政治上的地位一般的優越。這意見未免有點可笑，而替唐詩設想，居然留下生這意見的餘地，也就太可憐了。平心說，《述懷》是一首平庸的詩，隻因這作者不像一般的作者，他還不曾忘記那“詩言誌”的古訓，所以結果雖平庸而仍不失為“詩”。選家們搜出魏徵來代表初唐詩，足見那一個時代的貧乏。太宗和虞世南、李百藥，以及當時成群的詞臣，做了幾十年的詩，到頭還要靠這詩壇的局外人魏徽，來維持一點較清醒的詩的意識，這簡直是他們的恥辱！
不怕太宗和他率領下的人們為詩幹的多熱鬧，究竟他們所熱鬧的，與其說是詩，毋寧說是學術。關於修辭立誠四個字，即算他們做到了修辭（但這仍然是疑問），那立誠的觀念，在他們的詩裏可說整個不存在。唐初人的詩，離詩的真諦是這樣遠，所以，我若說唐初是個大規模征集詞藻的時期，我所謂征集詞藻者，實在不但指類書的纂輯，連詩的製造也是應屬於那個範圍裏的。
上述的情形，太宗當然要負大部分的責任。我們曾經說到太宗為堆砌式的文體張目過，不錯，看他親撰的《晉書·陸機傳論》便知道。
觀夫陸機、陸雲，實荊衡之杞梓，挺珪璋於秀實，馳英華於早年。風鑒澄爽，神情俊邁。文藻宏麗，獨步當時；言論慷慨，冠乎終古。高詞迥映，如朗月之懸光；疊意回舒，若重岩之積秀，千條析理，則電坼霜開；一緒連文，則珠流璧合。其詞則深而雅，其義則博而顯。故足遠超枚、馬，高躡王、劉，百代文宗，一人而己。
因為他崇拜的陸機，是“文藻宏麗”，與夫“疊意回舒，若重岩之積秀”，“一緒連文，則珠流璧合”的陸機，所以太宗於他的群臣中就最欽佩虞世南。褚亮在《十八學士讚》中，是這樣讚虞世南的：
篤行揚聲，雕文絕世，網羅百家，並包六藝。
兩《唐書·虞世南傳》都說，他與兄世基同入長安，時人比作晉之二陸，新傳又品評這兩弟兄說：
世基辭章清勁過世南，而贍博不及也。
這樣的虞世南，難怪太宗要認為是“與我猶一體”，並且在世南死後，還有“鍾子期死，伯牙不複鼓琴”之歎，這虞世南，我們要記住，便是《兔園冊子》和《北堂書鈔》的著者。這一點極其重要。這不啻明白的告訴我們，太宗所鼓勵的詩，是“類書家”的詩，也便是“類書式”的詩。總之，太宗畢竟是一個重實際的事業中人；詩的真諦，他並沒有，恐怕也不能參透。他對於詩的了解，畢竟是個實際的人的了解。他所追求的隻是文藻，是浮華，不，是一種文辭上的浮腫，也就是文學的一種皮膚病。這種病症，到了上官儀的“六對”“八對”，便嚴重到極點，幾乎有危害到詩的生命的可能，於是因察覺了險象而憤激的少年“四傑”，便不得不大聲急呼，搶上來施以針砭了。
原載《大公報》文藝副刊第五十二期
【注釋】
[1]《隋遺錄》所載煬帝諸詩皆明秀可誦，然係唐人偽托。《鐵圍山叢談》引佚句“寒鴉飛數點，流水繞孤村”，亦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