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舟中纂序》五卷，《周易發揮》五卷，《次論語》十卷，《漢書指瑕》十卷，《大唐千歲曆》若幹卷，《黃帝八十一難經注》若幹卷，《合論》十卷，《續文中子書序詩序》若幹篇，《玄經傳》若幹卷，《文集》三十卷。
能夠浮躁到哪裏去呢？同王勃一樣，楊炯也是文人而兼有學者傾向的，這滿可以從他的《天文大象賦》和《駁孫茂道蘇知幾冕服議》中看出。由此看來，王、楊的性格確乎相近。相應的，盧、駱也同屬於另一類型，一種在某項觀點下真可目為“浮躁”的類型。久曆邊塞而屢次下獄的博徒革命家，駱賓王，不用講了。看《窮魚賦》和《獄中學騷體》，盧照鄰也不像是一個安分的分子。駱賓王在《豔情代郭氏答盧照鄰》裏，便控告過他的薄幸。然而按駱賓王自己的口供，
但使封侯龍額貴，詎隨中婦鳳樓寒？
他原也是在英雄氣概的煙幕下實行薄幸而已。看《憶蜀地佳人》一類詩，他並沒有少給自己製造薄幸的機會。在這類事上，盧、駱恐怕還是一丘之貉。最後，盧照鄰那悲劇型的自殺，和駱賓王的慷慨就義，不也還是一樣？同是用不平凡的方式自動的結束了不平凡的一生，隻是一悱惻，一悲壯，各有各的姿態罷了。
這幾乎是不可避免的發展：由年齡的兩輩，和性格的兩類型，到友誼的兩個集團。果然，盧、駱二人交情，可憑駱的《豔情代郭氏答盧照鄰》詩來坐實，而王、楊的契合，則有王的《秋日餞別序》和楊的《王勃集序》可證。反之，盧或駱與王或楊之間，就看不出這樣緊湊的關係來。就現存各家集中所可考見的說，盧、王有兩首同題分韻的詩，盧、楊有一首同題同韻的詩，可見他們兩輩人確乎在文酒之會中常常見麵。可是太深的交情，恐怕談不到。他們絕少在作品裏互相提到彼此的名字，有之，隻楊在《王勃集序》中說到一次“薛令公朝右文宗，托末契而推一變；盧照鄰人間才傑，覽清規而輟九攻”，這反足以證明盧、駱與王、楊屬於兩個壁壘，雖則是兩個對立而仍不失為友軍的壁壘。
於是，我們便可談到他們——盧、駱與王、楊——另一方麵的不同了。年齡的不同輩，性格的不同類型，友誼的不同集團，和作風的不同派，這些不也正是一貫的現象嗎？其實，不待知道“人”方麵的不同，我們早就應該發覺“詩”方麵的不同了。假如不受傳統名詞的蒙蔽，我們早就該驚訝，為什麼還非維持這“四”字不可，而不仿“前七子”“後七子”的例，稱盧、駱為“前二傑”，王、楊為“後二傑”？難道那許多跡象，還不足以證明他們兩派的不同嗎？
首先，盧、駱擅長七言歌行，王、楊專工五律，這是兩派選擇形式的不同。當然盧、駱也作五律，甚至大部分篇什還是五律，而王、楊一派中至少王勃也有些歌行流傳下來，但他們的長處絕不在這些方麵。像盧集中的：
風搖十洲影，日亂九江文。（《贈李榮道士》）
川光搖水箭，山氣上雲梯。（《山莊休沐》）
和駱集中這樣的發端：
故人無與晤，安步陟山椒……（《冬日野望》）
在那貧乏的時代，何嚐不是些奪目的珍寶？無奈這些有句無章的篇什，除聲調的成功外，還是沒有超過齊梁的水準。駱比較有些“完璧”，如《在獄詠蟬》之類，可是又略無警策。同樣，王的歌行，除《滕王閣歌》外，也毫不足觀。便說《滕王閣歌》，和他那典麗凝重與淒情流動的五律比起來，又算得了什麼呢！
杜甫《戲為六絕句》第三首說：“縱使盧王操翰墨，劣於漢魏近《風》《騷》。”這裏是以盧代表盧、駱，王代表王、楊，大概不成問題。至於“劣於漢魏近《風》《騷》”，假如可以解作王、楊“劣於漢魏”，盧、駱“近《風》《騷》”，倒也有它的妙處，因為盧、駱那用賦的手法寫成的粗線條的宮體詩，確乎是《風》《騷》的餘響，而王、楊的五言，雖不及漢魏，卻越過齊梁，直接上晉宋了。這未必是杜詩的原意，但我們不妨借它的啟示來闡明一個真理。